我问：“您在审问他的时候，他没告诉您？”
  付贵听到这，气哼哼地咳了一声：“哼。佛头案发以后，北平警局要拿他。本来这案子没我什么事，我主动请缨去审他，认为这里面绝对有冤情。许一城是我的好朋友，我得想办法替他洗刷。”
  “您怎么如此笃信？”
  “因为这案子蹊跷啊！我告诉你，盗卖佛头这案子，唯一的证据，就是木户有三在日本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这叫孤证。至于那枚佛头他们是在哪盗的，什么时候盗的，这些细节一概没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城只要推说都是那日本人所为，自己只是受了蒙骗，不说开释，多少能有减刑。结果一城那混蛋根本不配合，什么都不说，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老付你不懂。过了几天，他索性认罪了，说左右是要死，这最后一份功劳不如送给老付你，你说可气不可气？”
  他说到这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盅掉在地上，摔成了五六片，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老太太闻声走进来，把碎片收走，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
  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听付贵的意思，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主动承认了罪名。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抢先问道：“那个木户有三，你打过交道么？”
  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啜了一口：“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还是跟许一城一起。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不过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我做探长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木户有三这人，就是个书呆子，高度近视，不擅言辞，没事就捧着本书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吃的那两顿饭，其实一共也没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许一城聊天，他陪在旁边，一脸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实在有点勉强，我跟他，真没什么交集。”
  “审讯许一城的时候，木户在吗？”
  “怎么可能，那家伙要敢来北平，我一枪崩了他！”
  “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我扳着指头解释道：“青铜镜的合金配方是锡加铜，而锡这种东西，在低温下会变成黄色粉末。青铜器如果放置环境不对，其中的锡成分就会形成粉蚀，还会迅速传染到附近的区域——所谓‘锡疫’。所以青铜器的保管，低温是一个绝对的大忌。”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眉头紧锁。事情变得越发有意思了。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一个一个疑团萦绕而上，而我却觉得有心无力，想从中抽丝剥茧而不能。
  我们先坐火车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信任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学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
  但我也不相信，木户加奈单纯只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
  “木户小姐，付贵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许一城案发以后，姊小路永德把那三本笔记取走了。三本笔记现在一本存在日本，一本被我收藏，还有一本不知去向。如果能从这条线索摸过去，说不定会有收获。木户加奈听我说完后，答应打电话去日本查一下。
  说完这些，木户加奈把头发撩到耳后，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许桑，我可以跟你们一齐去安阳吗？”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药不然和黄烟烟对她印象很差，我也很难把握这个女人，这次去安阳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变数越少越好。
  木户加奈面露失望之色，但也没有勉强。她说她会利用这几天时间去考察一下潘家园的古玩市场。我这才想起来，她似乎还有一篇讨论包浆量化的论文。说实在的，她在潘家园那种十货九赝的地方，真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木户加奈忽然把我喊住：“许桑，你知道我的祖父如何评价您的祖父吗？”
  “嗯？”我停步回头。
  “他从来没提过。即使学界的人反复询问，他都从来没说过一个字。”木户加奈说。
  我心领神会，鞠躬向她道谢。
  纵观整个盗卖佛头案会发现，虽然此案轰动一时，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公诸于世。许一城被枪决，是因为他自己认罪，付贵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木户有三在学报上发表了《则天明堂佛头发现记》，也只是在强调其历史价值，对如何发现讳莫如深。换句话说，这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对1931年的空白，均三缄其口，带进了棺材。
  这件案子的轰动程度，和它目前公布出来的细节，根本不成比例。其他人谈及这案子时，大多集中在汉奸与盗卖等民族大义的批判上，却对这一点很少关注。这其中蹊跷，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我爷爷做这件事，肯定不是汉奸这么简单。
  我从北京饭店出来，忽然接到药不然的电话，他说他爷爷药来想找我聊聊。
  药家坐落在城东，是一栋颇为洋气的独立小楼，乌檐碧瓦，装修品味不凡。我一进门，药不然跟着药来迎了出来。药老爷子看着精神头不错，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着两个紫金核桃，核桃一转，发出闷闷的碰撞声，一听就知道不是凡品。
  我们各自坐定，药来开门见山道：“那天晚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苦笑一声。那天晚上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都说不过来。我只得摇摇头，请他开示。药来道：“你还记不记得刘局是怎么介绍你的？”
  我回想了一下，刘局当时说的是“这是小许，许和平的儿子。白字门如今唯一的血脉传人”。差不多就是这意思。药来眯起眼睛，一脸玩味：“明白了？”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对五脉来说，许家的最后一个五脉成员，是许一城。我父亲许和平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进入这个圈子，也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而刘局介绍我的时候，没说是许一城的孙子，却说是许和平的儿子，这就很堪玩味了。
  刘局那么说，说明许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和五脉也有接触，而且关系匪浅。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震。难道我那与世无争的父亲，也有我所不知道的一面？
  药来看我的神情有异，大为得意：“小许，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五脉的关系，可远比你想象中复杂。你们许家即使被开革出门，这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关系，也不是轻易能断绝的。”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药老爷子肯定有下文。药来示意药不然把门关好，慢慢啜了一口茶，开口道：“我听不然说，你一直在为你父母上访？”
  《素鼎录》失窃以后，药不然也看到了我保险柜里的东西，里面就放着上访材料。所以他告诉自己爷爷，并不奇怪。
  我父母都在大学当教员。父亲在中文系教古代汉语，母亲是建筑系的讲师。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生活得很低调，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几乎没有别的朋友。“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理由是在课堂上宣扬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趣味。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荒唐的罪名都有。他们隔三差五就会被揪去批斗游街，家里也被抄过好几次。
  有几个他们原来的学生，对自己老师批判得格外激烈，居然宣称找到了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关键证据。那一次批斗会后，我父母实在不堪欺辱，一起投了太平湖。后来“文革”结束，他们的这个罪名却一直没得到平反，我这几年，就在奔走这事。
  现在想想，突然觉得挺讽刺的。现在不光是为我父母恢复名誉，还要为我爷爷的身后名奔走。我们许家最重声誉，可偏偏每一代人都被这玩意儿拖累。
  药来听完以后，神情严肃道：“五脉之中，一直有人想让许家回归，但也有人一直想把许家置于死地。”我听完以后，如坠冰窟。药来这句话，明显是在暗示，“文革”期间我父母的死，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有一只幕后的黑手，利用形势对许家进行迫害。
  “可是，为什么？”我忍不住问。许家已经淡出古董圈，不会对五脉再有什么威胁啊。
  药来冷笑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文革’期间，多少收藏家被抄家。有些好东西被砸了，有些好东西，就再也找不到了。”他没明确说出来，但我已听明白意思。似乎有人觊觎许家的什么东西，就煽动革命小将去抄家，然后趁机偷窃。
  而我们家能引起五脉中人觊觎的东西，想来想去，也只有那本《素鼎录》。我父母寄放在了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只留了个索引号给我，所以小将们反复抄了几次都没抄到。
  “是谁？是黄家吗？”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胸中怒气充盈。
  药来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文革’期间，五脉遭受的冲击也特别大，各家都极力收缩，自顾不暇。至于谁在背后策动，只能说，每家都有嫌疑。”
  我忽然联想到，我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四悔”之语，莫非这四悔，指的就是与五脉的那些瓜葛？我问药来我父亲跟五脉有什么关系时，药来道：“许和平这人虽没许一城的魄力，人品倒也不错，知进退。他隐居京城，一直想断绝与五脉的关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可惜，可惜……”
  听完以后我沉默不语，心乱如麻。药来呵呵一笑，补充道：“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许家，其实一直在五脉的视线之内。这次玉佛头回归，一定会触动某些人。他们能害许家一次，就能害第二次。你可要当心，凡事多多留心，不要重蹈你父母的覆辙呐。”
  五脉里的黑手是谁，至今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黑手的能量绝对不小，即使在“文革”期间，都有能力把许家搞得家破人亡。现在黑手仍旧隐在暗处，伺机露出獠牙。药来为玄字门考虑，颇为忌惮，很多话不好明说。我也不好逼问。
  “谢谢您。”我真心实意地向这位老人道谢。药来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五脉相连，都是一家。许一城那一代我没赶上；许和平这一代我没帮上；到了你这一代，我若是再袖手旁观，岂不要被列祖列宗埋怨？我孙子之前有什么不礼貌的试探，我代他赔个罪。”
  我笑了：“我看不见得。药不然上门挑衅，其实也是您暗中授意吧？”
  药来对我产生了兴趣，又不好公开露面，就把药不然放出去斗口，摸清我的底细。这其中关节，不难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