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一个我十分想念的人，一个我时常梦见的人，一个我感激不尽的人，一个给了我思想、给了我信仰、给了我坚定意志的人。
  1985年春，感谢作家金振林，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南通春江笔会，给我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有幸与浩然在南通共同生活了半个月，其中在如东县朝夕相处十天，耳濡目染，受益颇深。那是我人生中幸福的十天，那是我创作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和突破的十天。浩然当年的一举一动，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仍在我耳边回响。
  这里，在他去世六周年之际，我把他整理出来，与热爱他的人，与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也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
  现在打开当时的记录，发现他的话，句句都是经典，字字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他不仅是一个大作家，更是一个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哲学家。诚如他自己所要求的，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一浩然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1985年3月20日夜，春江笔会主持方宣布作家下到各县市采访分组名单：
  如皋县：碧野、冯祖杰朱良仪
  南通县：陈模、张广海
  如东县：浩然、杨远新、张安民
  启东县：枫亚、朱晓平、胡兆勤
  海安县：庞瑞垠、丘峰、林牧夫
  海门县：凤章、叔迁
  海通公司：江迅
  聋哑学校：金培元
  狼山管理区：峻青
  工艺美术所：张蜀君
  南沈公司：木青
  海港：张锦江
  南通刘桥镇：金振林
  我被安排到浩然那个采访小组，他当我的组长，成了我的直接领导，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里，我的一言一行都要听从他的领导，我内心为成为这个特殊采访小组的一员，为有这样身份特别的组长来领导我而高兴万分，但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显得很平静。
  二作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首先要改造自己
  1985年3月20日晚上10点，散罢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与南通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见面会后，浩然、金振林、木青、苏叔迁、杨远新聚集在苏叔迁的房子里，讨论笔会下一步怎么工作得更好时，浩然同志说：
  读者读了一部作品，不记得作家的名字，而记住了作品中的人物，并永生难忘。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这才是作家真正高兴的事情。
  既成名，又成人。不成名，则成人。这是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要求。我也时常对青年作者们这样讲。为什么呢？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社会上名声大，影响大。要改造人们的灵魂，首先要改造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哪怕成不了作家，也要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具备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
  这个作家当了什么主席，那个作家升了什么书记，你就把它看成是好玩的事，那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作家嘛，就是埋头写作，向党和人民多多奉献作品嘛！这才是作家的天职。你的眼睛盯在官位上面干什么呢？那必定是没有出息的作家。不要看当时那一阵子，难得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我们是来做事情的，更不是图吃图喝的，而是来写几篇东西的。所以，我要和小杨一起早点下到如东县里去，体验全新的生活，采访全新的人物，尽快让自己的大脑充实起来，现在还没有投身进去，脑海里总觉得有点空。
  三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埋头写作就是了
  1985年3月21日中午，参加春江笔会的全体作家在狼山广教寺用素餐时，不经意间，作品评奖成为席间热议的话题，有人要浩然对此发表看法。浩然边喝酒边冷静地说：
  对这个评奖，那个评奖，我连理也不理，根本不去管他，只管走自己认准的路，埋头写作就是了。如果按照别人的眼色去写作品，甚至为了评奖去拼命地赶，那可完蛋了。
  作家们在一起，尤其在酒桌上，容易海阔天空。话题迅速转移到通俗小说上。浩然这下变得有点激动了，脸色微红，两眼放亮，尖锐地说：
  什么通俗小说，简直是瞎编乱造，这不是害人吗？你到底要把人们往哪儿引嘛？瞎编是最不费力气的事儿。
  峻青插话：我一天可以几部长篇同时写，反正是瞎编嘛！哈哈！
  浩然接着说：我们不能图一时的快，我们是党员作家，每写一篇作品，首先要对得起党心，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人为了给自己瞎编正名，把张恨水也搬出来了。你有张恨水那样深厚的文学功底吗？
  这天傍晚散步时，浩然对我说：我写完《艳阳天》的时候是34岁，和你现在的年龄相比年长两岁。这个年龄段，身强力壮，思维活跃，正是出作品的黄金期。你要抓紧时间，不停顿地写作。我在1966年之后连续五年没写东西，心里虚得慌。作家主要靠作品，靠作品得到所应该得到的东西，这样就心安理得。现在的大环境不会影响你的创作，关键就看你自己如何把握时机。
  四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
  1985年3月25日。今天是浩然53岁生日。我向他表示祝福。他说，每个人每年都有生日这一天。有的人在生日这一天替自己大摆宴席，这是错误和自私的表现。人要有生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的受难日作洗礼。
  早饭后，浩然在木青住房里给青年作者讲文艺界的情况，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他要去投信，我接了过来，到附近邮局替他投邮。
  中午，如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贻福、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徐春林，从如东驱车来到南通市南公园饭店，迎接浩然和我去如东采访。在浩然的住房，他把我介绍给他们。
  下午2时30分，我们乘车往如东，金振林，彭耀明等送我们上车。由于是阴天，从车上往四周看去，好像都一样。浩然问哪是东方。他说：我到这里，老是弄不清哪是东方，哪是西方？你这儿如果有山，我一下就分辨出了东西方向。我在家乡燕山生活惯了，凭借山势判断方位，来到平原就不适应了。
  行进途中，李贻福、徐春林关心地向他问起文艺界的情况。谈到文艺界的作家们，浩然深情地说：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郭小川都是好人。俗话说：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他们这些好人，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那些整人的人，总是不死。
  接着，他谈起郭小川，有钦佩，有赞誉，感情真挚。他说：“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被下放到红旗渠劳动改造，“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他就敢于和人家斗，从来就不屈服。他最初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当时还没公开，他心里格外高兴，但又还有点不相信。他跑到南阳地委，直截了当地问地委领导。他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和地委的同志开怀畅饮，回到住处，又独自饮了几杯，抽烟，不幸着火，烧死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服务员才发现。他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1964年，他是中共作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我出版了《艳阳天》及十几个短篇集。那时不像现在，加入作协，评奖，都要走后门。谁该吸收为会员，就吸收谁。谁该评奖，就评给谁。如今无论做什么都要走后门。哪来的这么多后门呢？
  他接着说：那年，我在乡下体验生活，住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郭小川去看我。我买了一瓶酒，请他和县委书记吃便饭。桌上刚摆出一碗花生米，服务员突然喊我接电话，是我姐姐患阑尾炎开刀了，家里把这事向我报告。等我接完电话回来，郭小川和县委书记边说话，边把白酒往茶杯里倒，一瓶酒差不多喝光了。你看他多大的酒量。他就是这么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伪装自己。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郭小川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我用自行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他在干校，得知我的《金光大道》出版了，写信找我要一本，但要我不签名。为什么呢？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呀！免得让我受牵连。我就尊重他的意见，没有签名，寄了一本给他。他读了，赞扬我的《金光大道》写得好。
  一路上，他赞扬南通好地方，一马平川，草长水绿，风光优美。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来到了黄海之滨的如东县。小车直驶如东县政府第二招待所，我俩入住5栋302套房，他住02室，我住01室。安顿妥当后，浩然向接待我们的副县长吴剑坤、县委办公室主任陶然生、县文化局局长陈耀介绍了此行的目的，然后坦言我们的要求。他说：
  根据这次笔会出集子的要求，如东县选择什么有特点的东西，先摆一下，把几个大的，好的方面反映出来。远新、安民和我各来一篇。写出的东西要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趁我在这儿，早点下去，给他俩当参谋。因为过两天王蒙同志他们来了，还加上讲座，我就得走，回到南通市里，参加这些活动。张安民写计划生育，多种经营学校。远新写海涂开发，我希望他写出的作品气派大一点儿，这个题材以前电影都有人写过，所以这次要写出自己的特点。我呢，从先进个人开始写，我很想和张松林聊聊。我如果在北方，两天就可弄成一篇，因为在你们这里，语言不好懂，就弄得慢一些。总之，先走一步，调查材料。
  吴副县长简要介绍了海涂开发先进单位东凌乡的事迹。
  浩然说：明天到东凌了，大盘子就可以定下来了。有什么材料，哪怕是新闻报道也可以，先给我们看看，这对创作有好处。他说，他与基层干部、与新闻记者、与报刊编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我介绍：我14岁当村干部，一当就是8年；当河北日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一当又是8年。我对这三种职业的感情是有缘由的。
  接着，宣传部长李贻福把我们带到一楼会客室。县委书记陆明钰，高个，方脸，英俊。县长徐相林，戴顶帽子，络腮胡，年轻，精神挺足。两位如东县的党政一把手在会客室会见我们。会客室里，盆景里的花儿正开，绿色地毯，墙上是水墨画，竹，松，熊猫。浩然又谈了来如东的意图，县委书记、县长给我们介绍全县的情况。
  县委书记、县长听说浩然今天满53岁生日，很高兴，也感到很荣幸，设晚宴招待。各种海产品，本地酒，（可见采访本上的记载）。
  饭桌上，浩然一再表示，这次和远新同志到如东县来，是来学习的，并讲了自己这些年摸索的痛苦和欢乐。徐春林赞扬他的埋头写作，与人无争的好品质，他谦虚地笑了。他讲了自己与江青斗争的一个细节：1974年，我的《艳阳天》拍成电影，送政治局审查，江青看了，同意上映。指示要见见作者。于是，通知我去中南海。当时，于会泳、刘庆棠、迟群等几人都在场。江青第一句话就说：浩然同志，我亏待了你了。你现在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当时，于会泳等人都很紧张的样子。我想：他们是生怕我当了权，对他们不利。因为我能写，我有名气，有读者，一旦掌权，不是对他们威胁极大吗？我也分析江青说这种话的目的，我知道她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人。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需要的就是写作。我手中的这支笔得来不容易。我只想把手中的这支笔握好，我干不好其他的事。江青又说：你不要客气嘛！我说：真的，我连党小组长都当不好。吴德又找我谈话，我还是推托。最后，吴德表示：只要我的权力范围内能做到的，我会竭尽全力替你说话，保证让你的写作不受影响，不受干扰。
  饭后，又回到会客室，如东县海涂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树立来了。浩然见到他就像老朋友似的。我感到奇怪。原来是前几天，浩然和金振林走遍了南通市所属六县，3月20日到这里，周树立给他们介绍过情况。我暗暗佩服他这种和人交朋友的方法。周树立带来了照相机，彩色胶卷，为我们拍照。浩然和我一起留影。浩然又邀请服务员一起留影。
  夜十时他回到房间，关起了房门。我给妻子写信，记日记。
  五写每篇作品，先要有个“魂”
  3月26日6时，浩然拉开02室的门，走到01室的门口，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整夜没睡着。换一个新地方，条件越好，越睡不着觉。如果是北方的炕床，还是睡得好。他扬起手中的《沧浪》杂志，又对我说：远新你这篇作品（指《沧浪》创刊号发表的中篇小说《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看用什么东西串起来，是用一根你自己的感情线，还是用你自己的眼光观察，把人物、细节像连珠子一样连成一串。完全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他把《沧浪》递给我，说：我在上面做了些记号，提了些意见，供你参考。我接过《沧浪》翻看，原来他昨夜关门进房后，把我这部5万多字中篇全部看了一遍。我内心感动不已。
  浩然在木沙发上坐下，对我说：我在家一早起来就干活，口也顾不上漱，脸也顾不上洗。晚上睡不着觉，构思了就写。早晨7点听广播，报纸我没时间看。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了。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起来就吃晚饭。晚饭以后散步，绕一大弯子，晚上写写日记，写写信，看看书，有稿子改，就赶。一般是十点到十点半就躺下了，思考。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厕所。医生朋友告诉我，每天起来就蹲马桶，二十年如此，这些年没有便秘。想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好多东西在脑子里排着队。我脑子里有两部长篇《男大当婚》《乡村三部曲》，都在《春风》刊发了的。还有两部新的长篇。我想把张松林的弄出来，给山东《柳泉》。《柳泉》老给我寄，一看到刊物我就紧张了。这编辑患癌症，今年春节，到我家门口转，不催。他到杨沫家，说到要向我组稿。杨沫说：我陪你一起去。他俩到了我家，杨沫要说稿子的事，他又不让说。这次我到了南公园饭店，他又来了长途电话，还是不催稿子，只向我表示问候。我明白他的意思，总觉得欠了他的债似的，必须赶快还。
  浩然回他房间洗漱后，又来到我房里。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五十年代在蓟运河边找到了高大泉、张金发；六十年代在燕山脚下找到了萧长春；七十年代在长城线上找到了罗小山（《山水情》，现已改编成电影《花开花落》）；八十年代我在天涯海角的如东县东凌垦区自联垦牧场找到了张松林。我写张松林的报告文学，准备以通信的形式表现。第一封信：引子，讲我到南通来。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周树立，我对他就是个谜。从他的长相到他的谈话，是五七战士，还是什么？于是，我就去访问，每见到一个人，就引出一段故事。然后，我就把稿子给这个编辑。你看行不行？对于张松林这个人的印象，要我口头表达，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我能写出来。写每篇作品，先要有个“魂”。文学的活动，是个精神的活动，要想办法，用一种什么东西激发起来。我准备以张松林为模特儿，写部长篇小说，不超过20万字，名字叫《寻找》。张松林这一形象已逐渐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了。我不了解你创作的习惯。通过这次创作，你自己作一个总结，对过去好的东西，发扬；对不好的东西，舍弃。路子顺了以后就快。我语言通了，一天一个人物。我的路子是亮的。构成我作品的两个东西，一是生活，二是激情。实实在在的生活，激起我的激情，光有生活不行，激不起我的感情来，光有感情，没有生活不行。要写张松林，我现在是有感情，但还有生活不了解，因为语言不通。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像何士光的作品，主要是艺术的成功，他把鲁迅的东西吃透了。用这个东西来创作，受到编辑和读者喜爱。
  我边听边记。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与我的笔尖在纸上发出的声音融为一体。
  我们在房里谈到8时30分，李贻福来了，要我们走。到了楼下，浩然对我讲：今天肯定闹笑话了，早饭没安排好。李部长是要我们上车下乡。我们赶快到房子里吃点蛋糕，当作早餐吧！我说：我去策略地说一下，不使他们为难。不吃早饭，下乡怎么行呀？！
  下乡。两台吉普。周树立、李贻福、徐春林陪同，先到东凌垦区，浩然大发感慨。风大，他不习惯地缩着脖子，但还是兴致勃勃地观看。
  驱车到了张松林家，浩然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住他的手，问长问短，了解情况。原先，他未见到张松林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不能交流感情，现在他放心了。他要我把张松林书橱里的书目抄下来。临走时，他把张松林及其妻子喊到身边一起合影留念。
  驱车到如东县棉花原种场，吃中饭时，我们和场领导一桌，其他后勤人员在另一桌。我们这桌上了酒，那一桌没有上酒，浩然走过去，送上半瓶酒，硬要后勤人员都喝一点酒。
  吃饭时，浩然老师说：我喜欢吃白薯、小米稀饭，喜欢吃青菜，特别是芹菜之类。我一天至少吃一餐小米稀饭，两个窝窝头。一到冬天，老乡们都给我送小米来了。我最怕宴会，最怕陪外宾游故宫，游八达岭。
  陈国权场长要他午休，他不肯。参观牛奶场、鳗鱼场，参观如东县海岸带开发利用职业中学，他应校长要求挥毫题词：“为开发祖国的黄金海涂培养众多的人才。浩然，1985年3月26日下午。”他要我和李军在上面签名。
  参观如东县小洋口闸管所，喝了一杯水，走进所内的植物园，满眼郁郁葱葱，红红绿绿，天竹结红果，杜鹃花盛开。山茶花红艳艳，宝石花惹人眼。浩然要我把所有植物的名字记下来。我记录如下：龙枣槐、拇花、牡丹、黄杨、松柏、白山茶花、雪枣莲、四季海藻、仙人掌、五针松、黑松、腊梅（正在嫁接）、罗汉松、翡翠、爬山虎、金雀、白果树（四棵）。鸟声阵阵，叫声特别响亮的是洋鸦雀。
  周树立介绍说：洋鸦雀，翘尾巴，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关起门来说鬼话。浩然问我把这些记下来没有？我说都记下来了。浩然对我说：写一万字的文章，没有五万字的材料，是写不成的。靠使用点小艺术手段写报告文学是不可取的，那只能给材料不足遮点羞，不会有感人的效果。我过去是不做笔记的。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的，都是好东西。现在年纪大了，单靠记忆力不行了，必须勤记录。我与农村的同志打交道，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把隔骇打消的，使他不感觉到我面目可憎。所以我能得到真实材料，写出的报告文学肯定有血有肉。人活着时，只要信守总是为了别人好这个原则，很多事情才好办，路子走起来才顺利。
  我们回到招待所已是傍晚6时30分。
  六作品是感情燃烧的结晶
  3月27日上午，又是南方最典型的那种阴阴沉沉的天。
  浩然和张松林谈。
  中午，张蜀君、余仙藻、周嘉华等来，没让休息，采访他。吃中饭时，浩然给张松林盛饭。
  下午，乘车去张松林处回来，在车上，浩然同志说：
  “医生是看病对症下药。我们搞创作是对药下症。你展开作品中的矛盾冲突，首先就应该考虑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有多少材料就写多大的东西。不能没有材料，就拉开一个大架子，那怎么收场呢？！
  这是高度的概括，我很受启发。
  他又说：搞创作，尤其是动笔之前，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感情燃烧起来。作品就是感情燃烧的结晶。
  七信守三条原则
  3月28日，又是阴天。早饭后，和浩然上如东县城主街，边走我边问：你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还是阳历三月二十五日？他说：我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夜转钟二时。实际出生应该是二月二十日。但过去的农村，是以天黑天亮来计算一天的。阳历三月二十五日是推算出来的。他又说：北方人兴做寿日和生日。生日的前一天是寿日，要吃寿面。生日的当天，要庆贺。我是从不给自己做寿日的。
  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创作，他说：我信守三条原则，即一不发泄，二不展览，三不投机。
  我俩一同走进如东县新华书店，我看到《浩然文集》一卷，购一本，购《小木屋》《祖国名城》。浩然介绍我购买《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他说：普列姆昌德是东方的屠格涅夫，小说写得泼辣深沉，其中的佳篇是《半斤小麦》。他还推荐我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他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写得好，尤其是中篇小说，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几乎是模仿他的，这不好，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一些营养，倒是完全必要的。看到书架上摆有一本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二百题》，他拿下来看了一下，书中讲到浩然“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创作了《金光大道》。”他非常气愤，说这是政治诬陷。他回去以后，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向法院起诉。不起诉主编者冯xx、朱xx，免得由此而让他们出名。要山东文艺出版社拿出真凭实据，他什么时候秉承了‘四人帮’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史》（2），这里面对浩然作品的评价比较客观，他感到较为满意。
  我俩回到住处，如东县苴镇中学25岁青年教师刘剑波，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说是要去写长沙镇印染厂的报告文学，并提出要写《浩然传》。浩然与之交谈，他们谈，我记录，录音。从上午9时谈到11时。
  刘剑波：浩然老师！我早就想写您的传记，因为我受您的作品影响较大。
  浩然：在文坛上我不属于那种吃香的人物。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写我的传记，不会受到文坛上的掌权人物的重视的。很多大学生找我，想通过这点打开文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你如果写个短篇得了奖，会有人重视你。或者写那些走红的作家，会得到人的重视。现在，我也是不跟他们争，我走我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我总是在角落里，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真正搞艺术的人，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
  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我发现顾问是冯牧，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作家靠作品，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价值，一是用自己的作品，二是靠历史。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党如果不犯错误，我比现在更好。我现在反省自己，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民族是水，我是船。水涨船高。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五亿农民走过的路，我都走了。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都给我了。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一分钱稿费没有，我同样拼命写。大家不能写，没有条件写，我为什么不拼命写。当然，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受到历史局限，我能不受到局限吗？我的作品，正和误的东西，粗和浅的东西，高和低的东西并存，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真，指两方面：一是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就是那个样子。即使错了，浅了，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我确实是有信心的。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要写我的评传。这种不公，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当前，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确实不可能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是争权夺利的。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一个农民呀！只读了三年小学呀！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
  “文化大革命”中，我坚持写生活，如果我不挺身而出，不与《虹南作战史》他们对着干，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我写《金光大道》，我是写生活呀！如果说错了，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你说那个时候，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
  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我写的是《一担水》《铁面无私》。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朝霞》写稿。
  我需要的是公正。只有公正，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建国以后，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中国一个农业大国，不能不写农村呀！不应该爱护我吗？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
  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唯独我犯了错误。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也没有犯错误。我受了冤屈，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拼命地写作。1982年，我50岁，连发了六个中篇：《老人和树》，在《当代》发表；《弯弯月亮河》，在《十月》发表上卷，《北京日报》农村版连载下卷；《高高的黄花岭》《傻丫头》，在《芙蓉》发表；《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杰》，在《xx》发表。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写作。1979年我就发表了《山水情》，改为电影《花开花落》。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上半年，我写了120万字。与此同时，还有《浩然选集》(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1个长篇，8个中篇，10个短篇，22个儿童故事，10个儿童中篇，3部散文。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花朵集》。还有两个长篇：《晚霞在燃烧》，《小说界》即将刊登。《乡村风俗》三部曲：《寡妇门前》《男大当婚》《姑娘大了要出嫁》。《钟山》载了《男大当婚》，11万字。我还想好好修改一遍，丰富一下，扩充成一个长篇。《男大当婚》，是我追赶的脚步。1982年在山东，1983年在沈阳，我是比较苦闷的，我不甘心。我要追着时代的脚步走，我不甘心落后于时代。我写了《火车上》，鞭挞时弊。我跟不上，我就开始写自传，写回忆录。1983年7-8月，我到胶东，跑了7县1市。1984年我到济东，走访了84个专业户。今年，我又到了苏中，找到了张松林，我对他说：你不是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将来你在百亩荒滩上，可能成为富翁，也可能成为失败者。但你留下了一种精神，留下了经验、教训，这对人类就是宝贵财富。
  我在胶东写《男大当婚》，是反映新时期开端，表现改革的必然。我这次到苏中，走了6县1市，找到了我创作的主旋律。对于张松林，我将以他为魂，从他这儿开始，写一组小长篇。张松林等6个人，每个人集资1000元，办起了北坎垦区自联垦牧场。我从胶东，到济东，到如东，从《男大当婚》开始，写一组小长篇，纪念粉碎“四人帮”十年，共200万字的作品。明年，我就回到家乡去，老家的房子维修了，院墙也建起来了，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写我的自传体长篇。不考虑出版，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老两口下去，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会烧饭的，会买菜的，还要会骑自行车的，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1986年，在我54岁时，《浩然文集》出了，一组小长篇也出了，我有反映合作化的，有反映改革时期的。我要写人，写人生，写心灵的辙印，写命运的轨迹。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
  对我三点不公平：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各不一样。有的是生在城市，为了事业的需要，写农村。有的是生在农村，走向城市，又回到农村。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二是不了解我。别看他们骂我，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那些搞评论的，也是鹦鹉学舌，也是做小买卖的，根据市场行情，什么能赚钱，就写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从来就不自卑，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从来就不说假话，不写假作品。我还是认为“文如其人”，还是坚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有的人，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但内心是肮脏的。我当听到“文如其人”的讨论时，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一样可笑。我是有信心的，走完我自己的道路，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
  我的座右铭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艳阳天》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第三卷没拿到稿费。写作不是为了稿费。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我决不被人左右。
  刘剑波：您对《春天里的冬天》怎么看？
  浩然：《春天里的冬天》，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
  刘剑波：我碰到人和事，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来。
  浩然：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一要有生活积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生活就一定丰富。二要有认识生活的能力。老红军、老劳模，他不能当作家，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的生活。三要有艺术表现力，包括文字能力，语言的积累。县委书记能认识生活，但不能表现。仅有以上三点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化学元素，去分解生活。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用后面的两点，分解前面的一点——生活。
  刘剑波：我打算按文学史来读。
  浩然：这个有必要。读书是肯定的，但一定要写。不然，眼高手低。读和写结合起来，不一定拿出作品来，练笔。青年作者一写就想成名。一写就想发表。一写就端个大架子。不要这样。如果不像画家、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刘剑波：我写散文诗之类的练笔。
  浩然：不一定规定，写片段。风一来怎么样呀！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这对将来有好处，写作的时候，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
  刘剑波：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
  浩然：你离我太远，教学时间也很紧。我女儿也是教学的，1977年参加高考，离本科线差三分，只考上大学师专班，毕业后当老师。她白天教学，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忙得很。你教学又忙，如果再写传记，花费的精力太多，也化不来。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细水长流，自己能搞创作了，写作家传记，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
  下午，如东县原副县长、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谈张松林开发海涂，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徐春林陪同，1时30分开始，5时30分结束。
  晚饭后，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他告诉我：北京市委正在给他，管桦、杨沫、阮章竞解决住房。他的住房很紧张，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挤在一起，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无法写作，没有专门的写作间。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很丢人。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他在老家燕山下，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有一栋小房子，前面是老房，他舍不得撤掉，又花了3000元，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到一定时候，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说：他从不进银行，该用的用，该花的花。存款不多不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又干不了大事。他家有三部照相机，三部电视机，三部录音机，需要花的就花。
  谈到稿费时，他告诉我，《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时，正好是《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中央发现了，邓小平有个批示，降低了稿费标准，每千字才7元钱。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艳阳天》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艳阳天》第三卷出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发行，没有稿费。发行是后来的事情。
  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洞庭丽人》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他给予鼓励。
  晚上，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浩然看有关资料。陈春泉走时，他出来相送。
  八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1985年3月29日，天气终于转晴。早饭后，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录音带，上海彩色水笔。上午，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浩然对我说：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不要打断人家，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要构思，哪些还需要深挖的，等他第一遍谈完了，再提问，作详细地了解。有了材料，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先看一遍，需要什么木材，回过头来再买。
  午休后，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
  晚饭后，趁天气晴好，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我俩边走边谈，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对很多敏感问题，他不回避，谈得极其坦率、真诚，我深受教育，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他说：《喜鹊登枝》是我的成名作，1956年发表的。我写好后，先给了《丑小鸭》编辑部的韩映山，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我还是个业余作者，属无名之辈。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左等，右等，过了些日子，没等到意见，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已经退给你了。”这下我可急了。我没有收到呀！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到处找遍了，硬是找不到。我就说：“韩老师！请你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他把抽屉一打开，好家伙，我的稿子原封未动，锁在他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拆开。这下，他有些难为情了。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等他看看再说。我当时年轻，也拉不下脸面，就依了他的。等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稿子不能用。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真实。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能不能讲具体一点。他说：“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一个老头，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我说：“怎么不能看呢？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感到奇怪，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么说，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我不服气，接着把作品寄给了《北京文艺》，很快，《北京文艺》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认为作品很好，会尽快发表出来。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不会打扑克，不会下象棋，什么都不会。打扑克是在1978年，别人哄着我学了一阵，我都很紧张，生怕出错了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后来，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从1956年写到196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
  我又问：《艳阳天》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
  浩然说：是呀！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还写了几部中篇，例如《烈火真金》，就是写抢麦子的。我给了几家刊物，都说写得好，就是拿不准，后来投给一家刊物，也不说用，也不退给我，这样拖着，拖到了大跃进年代，大气候不适宜了，没有用出来。不过，这些中篇都在我写《艳阳天》的时候用进去了，更加化开来了。我写《艳阳天》的时候，多有激情呀，一天几千字，万把字，人也不觉得累。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老百姓家里，蹲在炕上，就着煤油灯写。《艳阳天》120万字，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不过，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进展太慢了。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不展开，不写透，太可惜了。萧长春、焦淑红、小石头都是有原型的。萧长春的模特儿叫萧永顺，今年61岁了。婚姻也是那么一回事。只有小石头是移过来的。在另外一个农业社，有个人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为了阻挡办合作社的带头人把社办起来，就非常恶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里淹死了。大脚焦二菊和韩百安开始设置的不是夫妻关系，就是在《收获》发表时也还不是夫妻关系，是姐弟关系。后来，出书时改过来的。好家伙！这一改出戏了。越改越有味。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我问：到眼前为止，你还有没发表出来的作品吗？
  他说：有哇！那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
  我问：1956年以前写的，当你成名之后，没有拿出来发表吗？
  他说：1956年以后发表的许多篇，都是在那之前写的，不过做了许多改动。思想水平提高了，对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认识，在修改的过程中，选取了新的角度。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了。就包括《金光大道》在内，当时都有了个初稿。《金光大道》的后两卷我已经写好了，现在放在那里的，等待机会出版。
  我问：那为什么还有作品没发表出来呢！
  他说：两个原因：一是我后来写顺手了，觉得要写的新东西很多，总是想等到把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再去改那些旧作。可是，新的东西太多了，一写就没有个完。改编旧东西，还不如写篇新东西。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我从那时候起，如果不遇上“反右”，不遇上“文化大革命”，就那么写下来，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吸收一些好的东西，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还要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34岁，多年轻呀！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评剧我非常喜欢。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唉！年岁不饶人呀！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
  我问：你在《艳阳天》发表之前，给周立波写过信。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
  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红旗》杂志当编辑的时候。周立波写完了《山乡巨变》，大约是1962年吧！他回到北京，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我上门去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一见面，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
  他又告诉我：我到《红旗》杂志去工作，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红旗》杂志办活点，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便于组稿。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又年轻，又有作品，就要调我去。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要调我当专业作家。胡乔木同志在《红旗》杂志负责，亲自找我谈话，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我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接触了许多作家。到省里面去约稿，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对待。那时的《红旗》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不像现在。我无论到哪个省，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规定为《红旗》写稿，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一到时间，稿子就准时来了。那期间《红旗》发了不少的好作品，像周立波的《xxx》《xxx》两篇，杨朔的《雪浪花》等等。
  我问：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他说：那年在海南岛，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我和杨朔、李准住在一栋，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杨朔是个好人啦！散文写得美极了。真是个怪事，他一辈子没结婚。当时，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他比我大呀！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我听了都脸红。可更加奇怪的事是，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在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她的爸爸杨朔。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问我的人生经历，我讲，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
  1985年3月30日，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早晨，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初春的阳光照耀，浑身暖融融的。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我们遇见《新华日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进食堂用早餐。饭后，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一会儿踮起脚，望楼上，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望底层楼里。突然，只见他招了一下手，又是那个《新华日报》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样子很清秀。据我观察，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拍照，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热衷。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此刻，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首先他问：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当他得知，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他连忙说：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同时，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他今年不满三十岁，农大毕业，共产党员，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组织了六个年轻人，到黄海边上，开发海涂，办起了自联垦牧场。遇到三次大的灾害，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有的去贩鲜货，有的去下小海，有的去当泥木工，而他没有打退堂鼓，一直是打升堂鼓，失败了，又再来干。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何必瘦肉不吃，要吃猪皮，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他们给他凑齐，把他赎回来。张松林不干。父母生气了，非要他回来不可。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你们硬要逼我回来，我就跳海算了。儿子的坚强决心，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历经沧桑的父母，转而支持他的工作。现在，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县、市，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也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是个寻找者。在有些人眼里，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不值得重视。我认为，他既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凭心血创造的。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空子，搞商品买卖发财。多少海涂有待我们去开发。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松林！
  听了他的话，记者笑了笑，说：好，我替你转达。记者走了，浩然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既是希望团县委重视张松林，又何尝不是鼓动你记者同志去采访，去宣传张松林呢？你是办《新华青年报》的呀！张松林对青年人，多有指导意义呀！不知是小伙子不灵活，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你有的是时间嘛！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跟着我们一道下去跑一趟呢？！
  他一有机会，就为张松林呼吁，宣传。
  他又激动地对我说：我现在完全被张松林的事迹迷住了。我想在这里多住些时候，把张松林的文章写完再走，至少得搭个架子。关于我去南通讲课的事，给金振林挂个电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讲。如今的事情真奇怪，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讲课，不管怎么说也推不掉。我这个人又面子软，就怕抵面，人家讲得几句好话，我精神的防线就全崩溃了。怎么办呢？盛情难却。人家一片诚意，满怀希望，你不能使人家失望，扫人家的脸面呀！尤其是那些教师、学生。我就怕学生围着要你题字。我没那么快。我要坐下来仔细想想才行。大庭广众给人题字，那是诗人的事，小说家应付不了那种场面。小说家只能塑造人物，描绘形象。一旦到了那种场合，不题字也得题，你又不能逃跑，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嘛！作家就是埋头写作，作家就是凭作品说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作家只擅长写，不会讲。抛头露面，发表演说，那是政治家干的事。那是靠逻辑思维，不是形象思维。与作家是两码事儿。作家是靠形象思维。人家硬要逼着去讲，只好去讲罗。有时候也难免讲塌场。俗话说：文人不见面，见面松一半。作家只会写，不会讲。可有些人却以为会写就必然会讲。
  这时，吉普车来了，如东县原副县长、现任政府顾问金德福，县政府办副主任徐春林，陪同浩然和我，乘车前往张松林的自联垦牧场参观采访。阳光照耀，道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田地里，麦青，草绿，油菜葱郁。我们到达的时候，张松林已经进掘港镇办事去了，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饲养雪白的长毛兔。这个女子长得清秀漂亮，瓜子脸蛋，齐耳短发，苗条身材，说话温柔，举止文静，穿着白大褂，内里露出天蓝色的羽绒衣，配搭十分得体。她要丢下手里的活，替我们沏茶。浩然连忙阻止，要她领着参观鸭房，兔房。浩然边看边连声说好。参观完了，浩然站在门外，望着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的海涂，感慨地说：荒凉，寂寞，没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创业的。
  他走到屋后的匡河边，看见正从水上飞起一只尖嘴，黑羽，两腿细长血红的鸟儿，问我：这是什么鸟？我摇摇头。徐春林介绍，那是潮头鸟，它们总是在海潮到来之前，叽叽鸣叫着，给下海的渔人们报信。对这种鸟，渔人们是不许捕捉的。
  河边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其中一种圆形叶片，铺地生长，油绿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听其名称。徐主任介绍：本地人称其为黑菜，生命力极其旺盛。我走到河边，伸手采了一片叶，用舌头舔了舔，咸咸的。浩然问：给它们浇什么水呀？
  一个手挥鎯头，正在敲击水泥板的小伙子搭话：它们和我们一样喝的天水。小伙子身边放一部收音机，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等待》。他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尽可能用带着浓重的如东口音的夹生普通话给我们解释：这里的水不能喝，我们用水缸接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浇菜、饮用。
  浩然悄声对我说：他们过的这种生活真苦！文化娱乐也享受不到。我真想买部电视机送给他们，可这里又没有电。他显得焦躁不安，十分惋惜。
  我心里想：就凭你那几个稿费，经得起几送。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颗纯洁无瑕的心，我不愿刺伤他。实际我知道，他并不宽裕。最近出版的《浩然文集》没有稿费。文集共500万字，如果有稿费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可第一集出版，只给了300元印数费。他还寄给春风文艺出版社30元，自己购书送人。文集中编入的《艳阳天》第三卷才有稿费。轮到该集出版，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人家写部中篇，这里选登，那里转载，弄来弄去二三十次之多，稿费抵得上他写一辈子所得到的报酬。《金光大道》近百万字没有分文报酬，《西沙儿女》不仅没有分文报酬，还怄了一肚子气。如今，他还想的是给张松林买电视机，改善文化生活。他就像《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山水情》中的罗小山那样，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装他自己。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如今像他这样表里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
  11时30分，驶车往如东县耐盐植物园。途中，我问身旁的徐春林，他和人合作写成出版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徐春林说：《映天红》，30多万字，是1977年出版的，三人合作，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费。浩然马上说：这本书我有？徐春林惊讶地问：你怎么会有的呢？
  浩然说：嗨！那时候，无论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书，都会送给我的。目前，赠送给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种，报纸有60多种，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啦！只挑好的看。其余的让它全堆在屋里，简直成了灾。北京的业余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们愿意要，我就让他们随便挑，刊物报纸到了他们手上，比积压在我手上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你那本书我是看过的，淡黄色的底子，衬着映天红几个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徐春林激动地说：这本书出版快十年了，您还记得这么清清楚楚，我感到很荣幸。请您给我多指教。
  我们在如东县耐盐植物园吃中饭。浩然反复叮嘱这里的负责人小黄，不要搞特殊招待。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金德福问：你喜爱吃什么东西，你就讲。我们生怕你在这里生活不习惯。以前，上面有不少的会议到我们这里开，也有不少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来了，我们就用海鲜品招待呀！譬如虾子，只用酱油、醋沾一沾，生吃。他们吃起来有味，猛吃。结果，拉肚子。反而批评是我们的东西不卫生。头一次吃海鲜品，要尽量少吃点，同时喝一点白酒，可以防止拉稀。你从北京到我们这黄海边上来一回不容易，您想吃什么，您就讲吧！
  浩然：我有饭吃饱就行了。徐春林：你不会没有喜爱呀！浩然说：我呀！就喜欢吃蕃芋，吃小米稀饭。蕃芋在你们这里叫红薯，还是叫白薯？小黄连连说：白薯！白薯！
  午饭后休息，浩然连衣和人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下午2时30分，听北坎乡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吴介绍张松林的情况。浩然对吴支书强调：在张松林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吴支书你帮助他，鼓励他；在张松林扬名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及时地给张松林敲警钟，不要骄傲自满，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浩然这样告诫别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光明磊落，一寸不染。我从他嘴里得知，他的老伴比他大五岁，是旧社会包办的婚姻。北方有个习惯，男的很小就订婚，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进门，好当一个正劳动力使用。他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他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结了婚，跟他住在一起，大孙子满5岁了。大儿子身高1.82米。小儿子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1958年生了女儿春水，现为中学教师，个子高，篮球打得好。春水很清高，国家篮球队几次挑她去，她就是不愿去。她喜欢躲在家里看看书，偷偷地写写东西。写了也不给他看。一次，浩然趁女儿不在家，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还算写得不错，语言有个性，虽然也少不了学生腔，但总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来的。她只能写城市生活，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熟悉农村生活呀！女儿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作品往外寄。他不赞成，还要她多练笔。如果作品质量不高，寄到了编辑部，会使他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为难。还让她压一压，憋足劲了，再往外冲出去。春水就因为是他的女儿，找对象为了难。她本来就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再加之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般人家的小伙子一听她是浩然的女儿就马上打了退堂鼓，不敢高攀她。实际上，他这做父亲的，根本没有半点门当户对的想法，更不想高攀。可是，你总不能写个广告，让人家知道呀！春水又清高自傲，即使心中看中了哪个小伙子，又不肯主动向别人表露，像他一样，自尊心特别强。不过结果总算很好，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婿，是他在京郊一个老朋友、老同事的儿子，身材、相貌跟春水相称，人很聪明，厚道，当过兵，后调一家国营工厂宣传科工作，现在正在大学进修两年，单位让他拿大专文凭。小两口为了工作和写作，暂时不要小孩。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儿女婿的决定和选择。这就是他美满的家庭。而当初在他出了名，成了作家，尤其是《艳阳天》出版后，有不少的大学生、中学生给他写信求爱，他从没有动摇过半点。一个人出了名，有了钱，在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老百姓最看重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他与老伴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他说他很知足。
  下午4时，我们驱车如东县贝类产供销技术开发试验站采访。回到耐盐植物园吃晚饭。白薯，稀饭加咸菜。浩然吃得很喜欢，很开心。
  夜8时，我们才返回招待所。浩然对我讲：如东县的基层干部都有水平，不是那种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有这样好的干部队伍，如东县的经济振兴大有希望。
  十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
  1985年3月31日，天气更加晴朗。早饭后，我和浩然上街找理发店理发，边走边谈。他说：刘绍棠爱讲，会讲，不讲就憋得慌。他做什么事情都憋着一股劲儿。绍棠打成了右派后，他的三个儿子倒是更加争气，更加勤奋，都升了大学。如果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的三个儿子很难说都能考上大学。绍棠的妻子是归国华侨，在中学任教，为人特别厚道，就是我们到他家去了，她都怕与我们说话。绍棠打成右派期间，就靠那之前的三万元稿费存款维持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绍棠没挨什么整，反正他被下放农村，不在单位上，人家都忘记了他，没人整他，所在大队的乡亲们还待他特别的好。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绍棠开始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被陈某某他们选掉了。他原先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我叫他别发言了，一发言，理事都会选不上。他听了我的。北京的四只小天鹅：王蒙、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其余三个都得意了，唯独绍棠不得意，不痛快。大会上，丁玲也没选上副主席，是向中央报告后候补上去的。你看这多难为情。丁玲就是不会搞权术。她多么好的条件，多么老的资历，却偏偏没有选上去。
  上午10时，如东县兵房中学王建华来访。他对浩然说：我们全校师生听说您到如东来了，师生员工都想见见您。我爸爸在这里工作，他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如东县进修学校校长。我知道您很忙。到了学校，再到我家，请您看看我设计的火柴盒图样。吴强同志到过我们这里。我们没有什么招待，就是海货。你到我们如东来，我们感到很荣幸。
  浩然说：任务很紧。昨天晚上市里来电话，要我4月1日赶去启东县参加县文联的成立大会。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和远新到你们那里去一趟，看看老师，学生就不见面了。我不会说呀！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号的话，我争取去。我现在对于在这里掌握到的生活素材，像复习课本一样，再复习一面。我一直没看到有关介绍张松林的文章。我写个小稿，先给《南通日报》发一下。我很怕讲话。你看，我和远新在一起都是把门关上的。我对气候不适应，感冒了。我脑子里全是张松林，进入了那境界，就出不来了。如果硬要我到启东去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我就转身到你们那儿去一下。去的时候，我会事先与你联系。
  王建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画作，一张张给我俩介绍：“我设计火柴画，酒瓶画，也集邮。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他要求浩然给他题词。浩然对他的艺术追求给予鼓励、赞扬。他稍作思索，泼墨挥毫，在宣纸上写下：“采艺术灵气，燃思想火花，点滴集聚，持之以恒。祝愿王建华同志大业成功。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王建华很激动，又要求浩然给他父亲题词，并写下他父亲的名字，递到浩然手上。浩然沉吟了一下，挥笔写道：“山高江长黄海深，难比老教师一颗心。敬书群众之意。王冠千老先生留念。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
  我当时本想借机向浩然讨幅墨宝，一则考虑到他太劳累，太辛苦，二则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就没有开口。不想这机会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此次，他用碳索笔为我题词，后来，他给我写过很多信，为我的作品集《中国刑警大扫黑》作序，我邀请他到汉寿县采访讲学，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门看望他，我们留下很多合影，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讲话录音，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宝。这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3月31日晚饭后，浩然对我说：要想得到真实生动的生活素材，只有微服私访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于是，他领着我和南通电视台的两位年轻记者，经由烈士陵园悄悄绕进了掘港小学，面对如画的校园，浩然赞叹：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这么优美的农村小学，还是第一次。即使是北京、上海、天津那些大城市里也找不出。这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画呀！他又说：每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教师都是杰出的画家，为每一个学生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前景。
  十一绿色是世界的灵魂
  1985年4月1日夜晚，天空星光朦胧，地上蛙声隐约，我和浩然正打算外去散步，突然如东县掘港小学教师蔡萍、吴彩虹等来访，要求浩然给她们谈谈文学。
  浩然：文学需要有一种气氛，什么地方搞什么的人多，就会出现一大批。北京因为有诗人，就出现一批学诗的。通县活跃在文坛上的刘绍棠、丛维熙、李希凡，我一个。仅一个县，可以找出30个出过书的人。神秘感是一种阻碍。因为大家相互影响，觉得你有那个条件，我也有这个条件，甚至还要好，你能干的，我也能干。
  蔡萍、吴彩虹老师代表掘港小学请浩然到她们学校给全校师生讲话。浩然对她俩说：我顶多只能和老师们见见面。蔡萍：孩子们很欢迎你呢！浩然：孩子们对我不了解啦！要通过多方解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现在是霍元甲、陈真的天下。我要是有一身武功，能教孩子们舞棍弄棒，那可能会受到欢迎。我看先等一等再去讲，一是等我身体恢复了，我就去你们学校讲讲自己的创作体会吧。我到南通的第一天就感冒了，一直不见好，身子始终不舒服，但也不发烧。随着天气好转，我的感冒应该就要好了。二是等更多地熟悉了这里的生活，我和远新、金振林，都还想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多交几个朋友，多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那样和孩子们对话就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蔡萍、吴彩虹追问大部头《艳阳天》的创作经过。浩然：我写《艳阳天》之前，没有一篇作品是在太阳底下写出来的，全是晚上写的。你写小说，人家就讲呀，同一个单位别的记者下去了，你不下去，人家也有话说。在《红旗》杂志做编辑了，我白天才有点时间写。一人一个大办公室，我和关锋轮流上班半天。那一年我写了一百个短篇。无论在哪里，我写作的地方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然我干不了。我一般是晚上起草，中午修改。一到晚上，我和妻子分工，各自照看一个小孩，先给小孩洗手洗脚，哄着入睡后，赶快去写。孩子喜欢尿床，等到我写了去端尿，已经尿在床上了。你们当教师的搞文学创作对教育也有促进。许多教育家，也是文学家。学校领导要支持，老师也应该为学校着想。你们县成立了文联，会好一些。100万人的大县，应该成立文联。我们现在写的儿童文学，不是给小孩子看的，是给大人看的。我当爷爷了，准备写一组幼儿文学给孙子们看。目前搞文学的同志都有一种困惑，书都订不出去。我的《浩然文集》第二集的订数还不到一万册，书店不订，你毫无办法。书店负责订书的人一看是什么传奇、大侠、武打，他才肯订。我的《浩然文集》是10卷，我的《浩然选集》是4卷，两种订数都不是很理想。因为出了书卖不出去，导致有些搞文学的人也改行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这次写一篇关于张松林的作品，仅几千字的篇幅，要花多大的精力呀！仅下去采访就是四次。南通电视台的两个记者来拍我下乡体验生活的镜头，要在如东县城附近找个地方，拍几个镜头。我不同意，我这次采访的是张松林，县城近郊我没有去，要我弄虚作假，我决不干。不说现在，过后想起来我都受不了。由于我的坚持，他们才同意到张松林那儿去拍。这才算有点意思。大的方面我是从不让步，从不妥协的，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我从不计较。什么武打，传奇，什么意识流，这些路子我不能走。赶形势的作品，我也不想写了。如果要赶形势，我也会的呀！把萧长春、高大泉写成左的产物，把弯弯绕写成英雄人物。这样我也可以得奖。但我不能那样干呀！我也顶多还能干七八年。干再长时间不现实了。60多岁了写长篇，根本受不了啦！巴金、茅盾先生，他们的长篇都是什么时候弄出来的呀？！年纪轻，身体好，脑子灵，才能写长篇。你们学校组织学生开发海涂的资料要好好保存，我搞创作，还是侧重挖掘五六十年代那段生活，那是多么宝贵呀！霍元甲呀，陈真呀，占了学生不少时间。这种现状不是某一个文艺家、教育家能改变得了的。
  蔡萍、吴彩虹刚走，如东县掘港小学《小绿叶》文学社总辅导员，33岁的青年教师何剑明来访，他请求浩然为他主编的内部小报《小绿叶》题词。浩然爽快应允，并立即挥毫题写：
  绿色是春天的使者；绿色是生命的摇篮；绿色是人类的希望；绿色是世界的灵魂……祝福你，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
  题赠如东县掘港小学校小绿叶文学社
  浩然
  1985年4月1日如东
  何剑明表示：掘港小学要对他举行欢迎仪式。浩然坚决反对：那绝对不行。那会令孩子们反感，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只召开小型座谈会，面对面地交流，气氛亲切轻松，那才会收到好的效果。浩然对何剑明在教学之余，既坚持自己从事业余创作，又花大量的精力办好《小绿叶》，培养小作者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坚持数年，必有收获。他强调：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人，要想当作家，必须首先具备做个好人的资格。要不然的话，你是个品质很坏的人，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呢？俗话说文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浩然说：1981年，就是我女儿春水结婚的那一年，我从大堆来信来稿中，发现有一封盐城来的信很特别，写信人姓孙，是一个身体有伤残的青年。他希望我向他当地的领导呼吁一下，对他的业余创作给予支持。我给盐城文化馆的同志写了信，请他们支持这个青年。文化馆的馆长和一个干部去了他家，鼓励他，支持他。他又给我写了信，我又给他寄了两本杂志。正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这个村有一个孤老头死了，怀疑是这个小伙子杀死的，把他抓起来了。文化馆的姓陈的同志马上想到我的信还在他手上，赶紧去把信取来了。姓孙的青年承认了是他杀了那老头。我很想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得知，公安局对他作出的结论是谋财害命。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怎么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呢？大丰县还有个业余作者，是教师，业余创作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一个字，但平时表现很优秀。我帮助他在《庄稼人》发表了第一篇，才200来字，对他鼓励很大，接下去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而且质量上一篇比一篇好。
  浩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通县有个小青年，关在家里写长篇，他爸爸是我过去的老熟人，想通过我帮帮他。我在写长篇，步行二十里，到了他家里，我一看，不行，劝他到乡下的老家去写。果然，半年以后见了成效，在《北京日报》农村版发了小说，得了奖。后来，我去济东采访回来，特地去看了他。他有心脏病，书呆子，我们去了，他仍然写个不停，不知道给客人倒水。现在他专门写小小说，写了一百多篇，质量特别好，我向《北京文学》推荐了一组共14篇，我给每篇写了点评文章。可直到现在，这个编辑不务正业，印什么福尔摩斯去了。那14篇稿子现在还没有发出来。这个作者的字写得好极了，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美观大方。他是平谷县东皋乡赵家坞村的人。
  十二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
  1985年4月2日夜，没有安排采访活动，也没有来访者，难得的清闲时光。我和浩然坐在招待所下榻的房间里聊天。
  浩然：当初《艳阳天》发行500万册，翻译成多种文字。仅在日本，《艳阳天》就发行了10万册。这都成为过去了。作家不能吃老本。如果吃老本，没有新作不断问世，就被读者忘记了。我从五十岁生日那天开始写自己的自传体长篇，这一是为了出新作，二是不想跟风，三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总结，四是对读者有个交代。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因为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塑造了萧长春、高大全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受读者喜爱。改革开放以后，我却没有写出几个新时期的人物。自从去年在河北蠡县创作会议之后，我就深入现实农村，寻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我要创作出一批新的作品。我在《追赶者的几句话》一文中吐露了自己的这一心声。此文发表在《北京文学》1985年2期。我写了《男大当婚》之后，接着创作我的《乡村三部曲》，这一组作品中的第一部是《寡妇门前》，第二部是《终生大事》，相继发表在1984年辽宁《春风》丛刊，1985年发表第三部《半路夫妻》。我出身农民，我坚持为农民写，因而受到农民的喜爱和欢迎。坚持一辈子为农民鼓与呼不动摇，这就是我的创作目标。
  我听着他的话，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我与他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他出生在燕山脚下，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他表现的是北方农民，我表现的是南方农民，就艺术水准而言我距离他很远，但就创作方向来讲，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来讲，我完全可以向他靠近，做到与他一模一样。我暗暗定下了这个目标。
  十三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
  1985年4月3日，阴转晴。一早，浩然把《题赠小绿叶文学社》一文拿给我看，说：你看内容行不行？我仔细看了看说：你前天晚上不是已经给小绿叶文学社题写过了吗？怎么又费这么大功夫重写？他说：对前天写的我不满意。越是给小朋友们写的，越要认真，越要讲究质量。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对小朋友不真诚就不是我。你给我挑挑刺吧！我手握散发着墨汁清香的稿件，认真拜读。
  题赠小绿叶文学社
  绿色是春天的使者；绿色是生命的摇篮；绿色是人类的希望；绿色是世界的灵魂……
  没有绿色，就没有万紫千红的春天，就没有欢腾跳跃的生命，人类也难以繁衍下去，世界将会死亡……
  伟大，神圣的绿色，可亲可敬的绿色，是由一片又一片的，普普通通的小绿叶们团结组合而成的。
  天底下的小绿叶众多得无法计其数；无其数的小绿叶各自独具特点，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两片。这如同我们祖国需要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才一样：需要教育家、科学家、作家、诗人、医生、司机、理发师、售货员，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牧民、渔夫等等，等等。
  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缺少哪一种行业接班的后继者，都会使美满的社会结构变得残破而畸形。那结果是极为可怕的！
  我们要爱各种各样的小绿叶，爱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只要他对春天，对生命，对人类，对世界有益而无害，就要给予真挚的，深切的爱。
  小朋友们，都来作一片美化春天的小绿叶吧！都来做一片可以调节气候，阻挡风沙，可以喂牛羊，饲鸭兔，可以燃烧发热，成为灰烬而后肥田的小绿叶吧！都来作一片鼓舞人心，活跃世界的小绿叶吧！
  祝福你，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
  浩然
  1985年4月1日于如东县
  （注：这是浩然同志在给何剑明同志的题词基础上改写的。）
  下午1时40分，我午休后起床，浩然开门来到我房子里，拿着《题赠小绿叶文学社》的稿子，说：你看，险些弄错了几个地方。在小朋友们眼里我是权威，那影响多不好。于是，他指着我抄在笔记本上的他这文章，要我改正过来，我不禁脸红了。我抄的时候就为什么没发现呢？他走进自己房子里，感慨地说：为了这件事，花了我多少时间啊！是啊！他昨晚熬了一夜写成，今天连中午都没休息，还在仔细推敲斟酌。小朋友们知道了，一定会受到感动。
  十四人的一生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
  1985年4月3日，晴。下午，浩然在掘港小学发表讲话：
  我的父亲是个破产的农民，灾害把他逼到开滦煤矿当窖化子。有一个开滦小学，是工头的子女才能上学。还有一个教育馆，收容穷人家的孩子入学。多大的面积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地震以后还没有倒，操场是黑土，人也是黑的。我八九岁，没看到有谁穿过一双白袜子，因为一穿就是黑的。念了三年书，我母亲把我带到宝坻县，这是我的外祖母家，与蓟县一河之隔。这时我父亲死了，不久我母亲也死了。我自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座的同学们都爱好文学，我不是凭这三年半小学当作家的，我后来发奋自学补上了作家应有的知识。你们靠近烈士陵园，不应只当一个风景，应当学些烈士精神。烈士们为了今天的生活，流尽了鲜血，才换来今天的环境。小朋友们应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热情的人，有理想的人，有本事的人。什么是诚实呢？就是诚诚恳恳的为人，扎扎实实的做事。什么是热情呢？热情就是会爱会恨，爱好人好事，恨坏人坏事，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老师，爱大自然，爱一草一木，不欺压人，这就是我认为的热情。
  理想，就是生活的目标，长大了做什么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为人类留下一点东西。起码要当一个有益他人，而无害他人的人。
  什么是本事？就是知识。书本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就是保证要有实现理想的能力。
  希望小朋友们做这样的人。
  前天校长和几位老师到我那儿去，要我给小绿叶文学社写几个字，尽管我不会写字，我还是题了几个字，但没有尽意，在原来的几句话上做了注解。
  老师是用口头向学生搞教育的，我是躲在角落里，用文学向小朋友进行教育的。
  同学们爱好文学，我作为长辈，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小绿叶”文学社的名字。我题的几句话，是我对人生的理解。作为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量的诗人、文学家。建设社会需要两个轮子，物资财富，精神财富。无论缺少了哪一只轮子，即使是平板车也会停止前进。物资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农民。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同学们想当的文学家，包括在座的老师。随着时代的前进，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者会合二为一。
  我希望同学们当文学家。那么，应具备什么条件呢？
  第一，希望同学们从小就要关心国家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为什么呢？只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才有认识生活的武器和能力。社会生活经作家的大脑反映，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表现出来。要搞好文学，没有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世界上有反动的作家，有进步的作家，但没有一个糊涂虫、傻瓜蛋会成为作家。一个不知什么是丑，什么是美的人，怎么也不会成名成家的。同学们还小，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第二，从小就要接触社会生活。杨远新同志听到你们开发海涂的实迹，跑到这里来了解，感动了他。这就是社会生活，你们家与姑家，姨家，与左邻右舍地接触，这就是社会生活。用政治理论化解，认识，渐渐积累起来。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是他创作一生中取之不尽的宝库。即使我跑到了你们这里，我还是动用我童年的生活，补充我的作品。
  第三，从小就要注意到文学方面的修养。多看点书，多听点民间故事，要看看地方的戏，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流传到今天。你们将来要当作家，就要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再看外国的。你们小绿叶文学社的同学看电影，与一般观众看不同。不要看《霍元甲》，那是不真实的东西。那是湘江哄外国人的。不要只看热闹，要思索。这样才能具备文学修养。
  第四，从小要丰富自己的语言，文学实际上是语言学。通过自己的语言，向人们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表达自己要对人们说的话。语言来自两方面，一种是从书本上，这是流。一种是源，就是从父母，从外婆，从祖母的语言中学。外婆是工人，就有工人的语言。外婆是农民，就有农民的语言。不仅要学，而且要用。用在作文里面。文学是语言的创造。从书本上来，从群众中来，还要根据自己作品的需要，变成自己的语言。语言丰富，才能成为有前途的作家。有些作家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不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
  第五，同学们爱好文学，爱好与理想的实现，是有一定距离的。同学们长大了，理想也可能会改变。不管做什么职业，有语文知识，有写作水平，都是有益的。任何人都离不开文字，譬如说：你想当一个教育家，光讲还不行，还要用文字表达。没有文字表达，只能是一个“匠”人。还要学外文。同学们或发现自己没有当作家的基础了。就不爱文学了。想当作家，就偏科，历史、地理、数理化都不学了。这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必须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不然，会变成畸形发展的。希望小绿叶永远的绿下去。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老师哺育你们，你们中间一定会出现作家，诗人。只要我不死，我在北京迎接你们。希望在那里相逢。在我家给你们做拿手的饭，给你们包饺子。
  在这种场面，我说一个想法，前面是对同学们讲的。这里，我对老师们讲一句话，我们是同行，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搞教育责任重大。总说新旧交替，说实在话，现在才是真正的新旧交替。老师很难当，作家也很难当。我的写作，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十七岁搞写作，十四岁搞革命才开始看《冀东日报》，那时根本不看文章前面或后面的三个字，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以为天生就有的。搞青年工作了，要给报社写文章，才知道的。我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思想，才当作家的。我是用笔做教育工作的。不管人们怎么讲，我是这样看。把政治代替艺术也好，把艺术代替了政治也好，对立起来也好。不能因为过去有过失，就否定文学的教育作用。我和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是希望人们接受这个观点。即使是山高，花美，河长，也是为了让人们接受你的观点。有一个日本很反动的女作家，跟我辩论起来了，她认为文学不是为了宣传，我说不可能，只要拿起笔来写，就有自己宣传的观点。她马上指着墙上的长城画，说这里，宣传什么？我说是为了宣传热爱祖国山河的思想。我希望大家认真对待教学这一神圣工作。我写作是认真的。哪怕是到掘港小学来，我也认真准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四百万字，没有分文稿费，我也写。一提写作的人，就是名利，我不承认。我开始拿到了四毛钱稿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说名利思想，我是到了文艺界才有的。
  搞教育的同志，与搞文学的，都是为了宣传，过去，在江浙一带，叶圣陶先生，鲁迅先生，都是搞教育的。许杰同志的小说也是写得很好的。他们都是搞教育出生的。文学与教育是不能分开的。我的女儿是做教育工作的，这是我帮她选择的。我的女儿个高，一米七几，我的儿子都是一米八几，四条大汉。女同志不外乎三项工作：文艺，教育，医务。搞文艺，她的爸爸误入了歧途，搞跳跳蹦蹦，只能几年。你们搞教育，为孩子们写点作品，你们熟悉孩子们的生活，写起来生动。给孩子们写，写孩子们，也会促进教师们对孩子的了解。我希望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可能给孩子们写点作品。我的女儿教初中，插队以后高考差三分，我让她考了师范戴帽的，两年的中专。毕业了教初中，多少作业呀！要说挤出一点时间，作为业余爱好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天挤出一小时，一个星期就是一天的工作日。
  我给同学们谈了那一些，可能是有很多不对的东西。但都是我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我不了解孩子们的接受能力。我希望把我所讲的，去粗取精，作为有用的东西。我今天特地刮刮脸，精神一些。让孩子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应该来，我如果不来做点工作的话，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一个名利追逐者。我希望对他们起点鼓励作用。我不来，我会不安的。前两天启东县成立文联，要我去，我当时正是结穗的时候，我怕打断，我没有去。那么多作者们希望见到我，我却没有去，心里很难受的。我希望老师们把我说的话，输送到同学们脑子里去，起到好的作用。
  十五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
  1985年4月6日，阴。上午，浩然在如东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我到这个地方来以后，觉得很好。我总是把苏中的人民与上海外滩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很有燕赵山民们的特点，厚道，热情，不仅保留了中华民族古老的东西，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没有陌生的感受。也有弱点，特别固执，自以为是。只要认定这个作家，就觉得他什么都会干。我本来书法一般，不敢亮丑，可这里的同志硬是把我当成书法家来要求，拿起墨笔让我写，很难，还要求我会讲。如果如东县计划生育不好，就只差让我生个孩子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但又是作家队伍中很特殊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最多，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已经有五亿多农民了，政治中心又是在北方，这促使我萌动起搞文学创作的追求。我的家乡是冀东根据地。我的家乡实际上是河北宝坻县，就是小靳庄，邢燕子、侯隽那个县。离北京比较近，接收到的新东西很多。算是得天独厚。
  这时出现一批作家有一个特点，当他们拿起笔来时，确实不是为了当作家。不是为了名和利。我14岁才看到报纸，17岁开始写作。《河北青年日报》创刊，我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我一天写诗十首，二十首，寄给编辑部，等一阵，一卷退回来。反正也发表不了。我第一次收到稿费4毛钱。拿到钱不知道是干什么。我找到了那篇稿子，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喊我文章上报了。
  看到了写作的功能，我才永远不能放弃写作。我住在老大娘家，我从院子里看到她哭，娘家只有她一个人，父亲病了是她赡养，安葬，欠了账，父亲死了，村上不让她继承财产。我就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给党报。几个月以后，《河北日报》转给了通县地委，很快就解决了。我又去了，老大嫂马上给烙饼摊鸡蛋。
  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分三类：一是听了《讲话》，从城市走向农村的。二是从农村长，进了城，为了革命需要，又回到农村的。三是农村生，农村长，写农村的。我是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自己。
  作家是人精。我在这些人精里面闯了三十年。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1958年，为了不让我下乡，就是为了不让我在乡下写作。这倒逼着我想出了新的办法。当时我在市委政治组的写作组，掌握的先进人物比较多，我一番比较之后，就写王国福。市委就叫我写一本书，我就去写王国福。刚写了个头，《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赶快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以前写过的《金光大道》初稿，把王国福这个人作为演员拉进来，写成了现在的《金光大道》。没过几天，就是西沙战争。
  我正在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共分五卷。第一卷童年，第二卷少年，第三卷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第四卷“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是受了伤的战士，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全社会都在回顾，反思，我是如何跟上来的。这些年我体会到：钱能造富，也能致祸。政治变了脸，作家倒了霉。
  1985年3月20日夜至4月6日夜
  于如东县第二招待所5栋302室
  2014年5月10日夜至10月9日夜改于北京 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