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的控制,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而是在各个层面上。
  一九四二年,在全面占领日本之后,中方就组建了“军事占领与管制委员会”,由陆海空三军各派遣一名上将组成了“三人小组”,再安排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军官,专门负责管理占领事务。
  该委员会一直运作到一九四三年底,才由中国政府筹建的“日本占领区管制局”接替。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军事管制机构。
  不同的是,管制局的主要机构是一个中日协商委员会。虽然在该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行政官员,但是从占领区选拔出来的日本代表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能够参与占领区内的管理工作。
  到一九四四年中期,日本临时政府成立了。
  当然,这是一个傀儡政权。
  该政府的主要官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也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更加重要的国民议会。该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中国驻军维护社会秩序,去做一些驻军不能做、或者是不便于做的工作。
  到一九四四年底,日本临时政府组建了第一个强力机构,即警察部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日本改变被占领国身份的第一步。
  当时,中方坚决反对让日本临时政府组建警察部门,认为驻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军方的高级将领也早就认识到,用驻军去维持社会治安的成本与代价太大了。
  要知道,驻军是军队,而军队的本职工作并不是维护社会治安。
  别的不说,让驻军开着装甲车去城市里巡逻,每天烧掉的燃油就让军风很是心疼,而转为让警察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成本明显要低得多。
  更重要的是,日本临时政府的警察是日本人,而不是中人。
  说白了,这些日本警察能够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
  当然,要想当上临时政府的警察,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核,此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基础条件。比如没有在旧日本军队中服役、有完整的家庭、有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年纪在二十四岁到三十六岁之间,而最终要的是不能有倾向。且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叛行动。
  经过严格的筛选,第一批日本警察有一万五千人。
  这些警察,全部被安排在大城市里。
  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都经过了由中方安排的严格培训,掌握了使用轻武器的基本能力,而且在长达半年的训练中,被灌输了许多亲华思想。总而言之。每一名警察在正式穿上警服之前,都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旧日本帝国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数千万日本民众为帝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承担了苦难,日本必须改变,必须放下侵略他国的思想,只有跟中国和平相处,才能够富足强大。当然,最重要的是,中队不是侵略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而且正是中队帮助日本民众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让日本民众不再受到蒙蔽与欺骗。
  显然,这是洗脑。
  在此之后,这些人员才会被安排到工作岗位上去。当然,中队会为其配发必要的自卫武器,主要是手枪,以及少量冲锋枪。配发给日本警察的每一支枪械。乃至每一发子弹都做了备案处理。
  可以说,在大战期间,中国驻军对日本警察的枪支管理极为严格。
  没过多久。这支并不被中方看好的警察部队就在维护治安的工作中做出了极其显著的贡献。
  到一九四五年底,日本警察已经是各大城市的主要治安力量了。
  当时。在日本的主要大城市,中国驻军的日常巡逻规模降到了最低限度,只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队去协助警察镇压叛乱分子。大部分时候,中国驻军都驻扎在城市郊外,并不参与城市的治安工作。
  也正是如此,在一九四五年底,中方才把驻日军队的兵力减少到了五十万。到一年之后,驻军规模缩减到了三十五万。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驻军规模降到了二十万。大幅度减少驻军,节约了大笔军费。
  日本的战后重建开始之后,恢复日本的政治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只是,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话题。
  当时,在中国国内,是否在战后赋予日本独立地位,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九四二年初,就有议员在国民议会上提出,日本做为最主要的战败,没有必要在战后成为独立国家,中国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以求一劳永逸的消除后患,避免在数十年后再度爆发战争。
  显然,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
  可以说,有此观点的不仅仅有国民议员,还有很多民间人事。
  为了证明中国吞并日本的合理性,一些学者翻出了日本的历史,认为早在唐代,日本就是中国的附属国,而从明代后期开始,日本就试图入侵中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此没有理由让日本在战后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也有学者在文化上做功夫,即日本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在根源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汉字作为文字,即便在明治维新之后,汉字也在日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在宗教信仰上,有很多日本人信仰佛教,与中国也有相似性。
  总而言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
  当然,在军队里,这种观点也非常盛行。
  最初的时候,连吴铁生都认为,在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战争之后,绝对不能再次让日本成为威胁,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吞并日本。
  只是,冯承乾一直不主张吞并日本。
  到了一九四四年,随着中美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吞并日本的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
  最主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吞并日本只会增加中国的负担,而中国在战后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负担。
  问题是,即便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吞并日本是很不现实的,可是并没有太多的人主张赋予日本独立国家的权力与地位。
  事实上,冯承乾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即便日本在战后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做为对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惩戒,以及为了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中国必须限制日本的基本权利,因此日本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主权。
  可以说,这是主流观点。
  到一九四五年之后,这种观点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按照中国当局的授意,颁布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日本国民深刻认识到侵略战争给他国与本国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为侵略战争所犯下的罪行承担与履行了应尽的赔偿责任与义务之前,日本不得拥有组建军队的基本国防权,也不得拥有独立进行对外交往的基本外交权,仅拥有保卫本土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防卫权。
  这部法案,后来成为了新日本宪法的基础。
  只是,剥夺日本的国家权力,不等于剥夺了日本的独立地位。
  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肯定得组建中央政府,也肯定得恢复正常状态,这就需要确定日本的基本政治形态。
  此时,真正的关键在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是否保留天皇。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考验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天皇的存在是弊大于利的。原因很简单,军国主义能在日本盛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军国主义分子都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号,并且以天皇为精神支柱来奴役与驱策日本民众。如果天皇依然存在,那么在战后,军火主义思想就肯定会在日本复燃,而且天皇将再次成为精神象征。
  问题是,废除天皇就一定有好处吗?
  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突出。
  这就是,在组建日本临时政府之后,中国当局才发现,在日本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甚至是任何一个政党具有足够的号召力把所有日本人、至少是大部分日本人团结起来,而具有这个号召力的,只有日本天皇。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就是,如果废除了日本天皇,那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中日也就不可能全面和解。说得简单一些,如果中国当局废除日本天皇,那么只会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权,而是在中国的奴役与压迫之下,而这种思想迟早会来一个大爆发。
  显然,不能废除天皇,只能淡化天皇,即让天皇不具备政治影响力。
  这样一来,就需要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做全面革新,在保留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实施真正的大选政治。
  因为天皇是世袭的,所以在日本能够实施的只有议会内阁制。
  显然,这是由中国当局为日本量身定做的政治体制,而这也是防止日本再次威胁到中国所做的必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