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席存瑞、以及所有文职官员都应该感谢冯承乾。
  大部分人都认为,为中国打下民主政治基础的是吴铁生与刘伯恩,因为吴铁生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主动放弃了第三次连任机会,而刘伯恩只是在战争期间当选总统,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动以健康为由卸任,由副总统接任。更重要的是,刘伯恩在卸任之前,推动国会通过了一条专门针对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每位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也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职务。
  只是,发挥关键作用的绝对不是吴铁生与刘伯恩,而是冯承乾。
  当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就与冯承乾有关。在劝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冯承乾就明确提出,如果吴铁生不肯放弃,他就只能离开新生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不再对这个国家抱任何希望。到了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冯承乾专门找到刘伯恩,最终让刘伯恩做出了卸任的决定。根据外界猜测,冯承乾肯定发出了威胁,让刘伯恩知道继续住在总统府的后果。甚至有传言,在冯承乾单独去找刘伯恩之前,总统警卫队与总统府的卫兵就已经宣誓效忠冯承乾,即只要刘伯恩不肯卸任,冯承乾就将把假戏真做,让他没有能力继续担任总统。
  除此之外,冯承乾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做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贡献。
  这其中就包括力主让席存瑞竞选总统。
  别忘了,席存瑞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完全没有军队背景。甚至没有参军服役的总统。
  十多年的和平时期,让冯承乾一手缔造的民主政治体系稳固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深入民心,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这套民主政治体系,产生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作用,即政府文职官员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军队的将领。
  不可否认,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拿海军参谋长田黛芳来说。在民众心目中,他是与顾祝同齐名的大战名将,为国家与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因此深受爱戴。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军人已经很难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了。
  在权力结构中,军人不再是主导者。而是服务者,即军人的价值,就是为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务,跟着政府的步伐前进。
  这样一来,打大打小、或者说怎么打,主要由政府决定。
  军人,不过是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后,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务。
  在政府官员中,主张限制军事行动规模的占了绝大多数。
  有趣的是,政府官员的立场也与钱有关。
  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跨年度财政预算,即不以自然年为准,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将在每年的六月着手制订下一财年度的预算案,最迟得在八月底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审核。争取在九月份获得通过,以便在十月份启动新的财年计划。虽然在某些年份,财政预算会在国会遇到麻烦,没能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通过审核,导致财年计划推迟,但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部分财年都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
  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财政预算在九月份就获得了批准。
  问题是,这份财年预算在获得国民议会批准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爆发,而且也没有计划大打一场。
  显然,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有一笔特别经费,但是数额不可能太多,而且主要用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根本安全的秘密项目。比如,几家主要情报机构的额外开支,就来自于这笔特别经费。
  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特别预算只有四十八亿华元。
  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要知道,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在一九六六年还不到三千五百华元。
  问题是,对国家预算来说,这笔钱根本就不算多。
  要知道,这笔特别预算中,有二十二亿拨给了核武器项目,十七亿是三家主要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开支,剩下的九亿华元主要用于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对外援助,以及针对外部的秘密行动。
  事实上,就算把四十八亿华元全部用上,也不够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
  按照国防部长提交的报告,如果采纳总参谋部提出的战争计划,那么一九六七的战争开支将超过六十亿华元。
  显然,钱成了最大的问题。
  现代化战争,拼的就是财力,也就是烧钱。
  没有足够多的钱,就不可能打赢战争。
  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个无底洞,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出战争开支,因此也就不可能保证按照预算投入之后,战争会顺利结束。
  可以说,这也正是事实。
  在批准国民议会通过的军事行动议案的时候,席存瑞曾经估计,中国政府要为这场战争支出大约一百亿华元。当时,这还是非常悲观的了,国防部长认为只需要五十亿华元,而财政部长认为大概需要八十亿。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总共花掉了六百六十亿华元,而且只是直接战争开支。如果把间接开支、以及由这场战争导致的间接损失算上,肯定超过了五千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的财政预算,总共也就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七亿华元,而实际开支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亿华元。即便按照年均递增百分之六为准,这场战争烧掉了相当于三个财年度的全部开支。
  当然,除了政府预算,还与国民经济有关。
  和平局面已经维持了十六年,而中国在大战中获得的战争红利,也在这十六年间基本上用光了。事实上,在一九六三年,中国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就宣告结束,如果不是有数十个新兴国家,中国经济早就出大问题了。
  即便是普通人也知道,战后的繁荣期即将宣告结束。
  这一点,从政府的税收上就看得出来。
  在一九六三年前的十年间,中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幅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十年的平均年增幅为百分之十二点四,而在此后的三年间,平均年增幅下降到了百分之八,而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财年度的增幅只有百分之七点二。
  税收增幅缩小,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正在放慢。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能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将为军队开出大批订单,让企业获得生产机会。
  问题是,这只针对生产力过剩的情况。
  中国此时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价格过高,导致大量企业向海外转移所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说白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去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建立工厂。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有很多中国工人失业,将有很多本土企业破产。
  解决这个问题,靠的绝对不是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还没有出大问题,靠的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苏州园林体系”,即华元取代了英镑与美元,成为全球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也成为了其他国家的主要外汇储备。说得简单一些,中国可以印刷更多的华元,而其主要用于对外结算,把多出来的华元送到其他国家的外汇金库中,而不是让其进入市场流通,从而保证在国内流通的华元并没有大幅度增长,以此保证了物价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老百姓依然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中国送出去的每一张华元,都等同于运入中国的一件货物。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在用超发的货币从全世界购买资源,并且用这些资源来保证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准。
  显然,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要知道,华元仅仅是华元,而不是黄金。虽然“苏州园林体系”把华元与黄金锁定,使其成为唯一与黄金等价的货币,而且中国在大战结束的时候,通过在战争期间大量输出战争物资,以及掠夺战败国、特别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了,锁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超过了一万四千吨,但是比起在中国发行的华元,中国储备的黄金远远不足。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国的黄金储备率就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十一的危险线以下。
  说白了,中国在透支全世界的财富,而借来的东西,迟早得归还。
  席存瑞本来学的就是经济,因此他非常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一场耗资巨大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必然会导致华元的信用崩溃,即中国再也无力维持华元与黄金的关系,“苏州园林体系”也将彻底崩溃。
  结果如何,席存瑞无法预测。
  只是有一点很明确,即中国在战后长达十多年的繁荣与高速发展,与华元在“苏州园林体系”中获得的金融霸权有直接关系。(未完待续)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