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结束之后,不仅仅是伊朗,而是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主要就是,英法等国在大战中彻底战败,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众多伊斯兰国家摆脱了老牌帝国的殖民统治。在获得独立之后,这些伊斯兰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也才能避免遭受强国奴役。
  当然,中德冷战也推动了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步伐。
  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德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都不可能把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外,也就都需要积极争取获得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也就得满足伊斯兰国家的一些要求。
  显然,伊斯兰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都需要来自大国的帮助。
  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里,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中国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只是,伊斯兰革命最终证明,伊朗的工业化进行得并不成功。
  问题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工业化在伊斯兰国家注定行不通,而且有失败的典型,也就有成功的典型。
  在伊斯兰国家中,沙特就是成功的典型。
  与伊朗一样,沙特也是在大战之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而且也是从战后开始进行工业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沙特也是一个王国,即沙特国王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实际统治者。
  可以说,沙特与伊朗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幅员广阔,拥有惊人的石油储量。
  只是,在推进工业化改革的时候,沙特国王采取了于巴列维完全不一样的措施,即更加注重长远发展。
  虽然沙特也是以石油开采与出口为基础,但是从一开始,沙特王室就掌握了国内主要油田的所有权。只是把开采权以合同的方式转让给海外企业,而开采石油的主要收入归王室所有。
  利用开采与出口石油的获益,沙特国王开始推行全面义务教育。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与社会福利,还在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虽然王室才是最大的获益者,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王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家族,其拥有的资产超过了三千亿华元,且主要资产都在海外,但是沙特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大部分国民都成为了石油出口的受益者。
  也就是说,沙特的工业化是缓慢的,却是坚实的。
  根据一九八零年做的一次调查,沙特王室在国内的拥护度超过了百分之八十,沙特国王深受民众爱戴。
  显然,沙特的成功之处。就是没有过分的追求眼前利益。
  不可否认,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在海湾地区依然算不上强国,甚至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在军事实力上更加无法跟北面的伊朗相比。但是沙特没有内部之忧,国王的统治基础极为牢固。
  相比之下,巴列维在伊朗的统治就没有这么受欢迎了。
  当然,这些都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则是政治与宗教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宗教问题。
  从宗教层面上讲。伊斯兰革命的根源在阿以战争。
  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因此在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朗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巴列维甚至在三次访问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还下令驻扎在两伊边境地区的伊朗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当时,巴列维公开宣布,如果阿拉伯军队攻入特拉维夫,伊朗军队就将进攻伊拉克。
  可见,巴列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巴列维这么做,一是出于跟中国的同盟关系,二是希望通过支持以色列来打击阿拉伯国家、从而达到其称霸中东的梦想。
  问题是,巴列维的出发点是民族关系,而不是宗教关系。
  显然,在中东与海外地区,宗教关系绝对不能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民族关系。
  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也积极支持以色列。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时伊朗空军还派遣了部分飞行员前往以色列,驾驶以色列的战斗机参与战斗,而巴列维则私下里资助了以色列二十亿华元。此外,巴列维还下令开放所有机场,以方便中国空军向以色列空运战争物资。
  显然,在巴列维主政时期,伊朗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问题是,巴列维的亲以立场,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虽然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伊朗与以色列也不是同一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信奉同一个真珠,哪怕在教派上存在差别,而以色列信奉的则是另外一个上帝。
  也就是说,在关系上,伊朗至少与阿拉伯国家还有宗教上的共同点,与以色列则没有任何共同点。
  显然,伊朗民众更加支持信奉同一个真主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国内就因为国王支持以色列而爆发过大规模动荡,而巴列维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血腥镇压。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动荡中,至少有数十万人丧生,其中部分是在遭到秘密逮捕之后被处决,而绝大部分被秘密处决的都是宗教极端份子,即坚决反对世俗化的伊朗人。
  问题是,镇压根本不可能消除国内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一九八一年,以色列出兵攻占黎巴嫩,而巴列维再次高调表示支持以色列为了改善本国安全形势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再次激化了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正是在这场动荡中,霍梅尼被捕入狱,而巴列维在这个关键人物身上,并没有使用其见长的血腥手段,只是把霍梅尼软禁在了德黑兰郊外的一座庄园里面,并且在八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将其释放。
  显然,巴列维做出了一个最为错误的决定。
  霍梅尼在获得自由之后,不但没有就此沉默,反而以其反抗国王的英勇举动,立即成为了伊朗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精神领袖,成为了反抗巴列维统治的核心人物,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发起了伊斯兰革命。
  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要巴列维推行的世俗化等一系列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就算处决了霍梅尼,伊朗依然会爆发伊斯兰革命,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九八三年,而巴列维也就有对改革进行调整,以缓解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上,正在中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动,才导致了伊斯兰革命。
  这其中,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还不算过分,而且主要由民间资本自行运作,与政府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中国企业在伊朗确实赚取了暴利,也并非中国企业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伊朗自身的政策。
  可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就不再仅仅是民间行为。
  这就是,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同盟集团进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使得中国更加依赖来自伊朗的石油,也就需要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自然需要确保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比此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同一时期,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两百多,而且出售价格极为低廉。
  显然,伊朗民众并没有从增加的石油贸易中获得好处。
  相反,在油田数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产量急剧提升,意味着单井产量提高,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
  也就是说,伊朗民众不但没有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劳动量的增加。
  说白了,石油工人在伊朗工人中占的比例不算大。
  最根本的,还是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伊朗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伊朗要在进口中花掉更多的钱,而出口受油价限制并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伊朗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国内税收来平衡开支,即把外来经济压力转移到国内,让伊朗民众承担更加承重的经济负担。
  对于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伊朗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要知道,八成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伊朗政府提高税收比例,却没有改善社会福利,意味着穷人将变得更加贫穷。
  显然,这等于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正是如此,霍梅尼所代表的极端宗教集团才有了滋生的土壤,也才得到了数千万伊朗平民的支持,而巴列维则成为了伊朗民众眼里的卖国贼,也正是如此,伊朗人才认为只有推翻国王,才能拯救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