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里没有常胜将军，入赌者总是输多赢少，连一个个赌王最终也死得惨惨。但无论这一高风险是如何明白无误，无论胜出概率在专家们反复计算之下是如何的微小，赌业自古以来还是长盛不衰。赌徒们从来不缺乏火热的激情、顽强的意志以及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眼中多是成功，没有失败，总是把希望情不自禁地放大，诱导自己一次次携款前往。
  在这里，赌业显现出一切骗局的首要前提，显示出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顽症：自我机会高估。
  自我机会高估不仅支撑赌业，也是诸多强权和罪恶的基础。“文革”那些年，人们虽然经济状况大体平等，政治上却有三六九等森严区分。奇怪的是，很长时间内多数人对这种地位分化非但不警觉，反而打心眼里高兴：革命的“依靠对象”觉得自己比“团结对象”优越，“团结对象”觉得自己比“争取对象”优越，“争取对象”觉得自己比“打击对象”要安全和体面——即便是一些灰溜溜的知识分子，也暗暗盘算着自己如何荣升“工农化”和“革命化”之列，相信灾难只会落在邻家的头上。机会非我莫属，倒霉自有他人，如此幻想使一批批潜在受害者同时成为伤害者，大家共同推动了政治倾轧，直到运动结束方大梦初醒，发现人人都窝着一肚子冤屈，没有几个赢家。
  眼下，政治歧视渐少，人际之间的经济差距却在拉开，甚至出现了以掠夺国民财富为主要手段的腐败型暴富。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怨恨腐败的同时，对腐败者的威风和奢华却不无羡慕，对滋养着腐败的拜金文化居然心神向往，对贫富过度分化甚至兴高采烈——尽管他们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下层。他们无非是面对新一轮的时代博彩，照例高估自己的机会。不能骗得省长的批文，至少也可吃吃单位的公款吧？不能吃吃单位的公款，至少可以向学生家长要点红包吧？不能向学生家长要红包，至少还可用假文凭捞个职称吧？不能用假文凭捞职称，至少也可倒卖点假烟假酒吧？……很多人憧憬着自己的美事，算计着眼前的飞蝉，却不知黄雀在后，自己更有宰杀之虞。这一种由层层幻想叠加起来的普天同欢，使腐败逻辑开始合法化和公理化，蓄积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破产和洪水到来，一旦崩市和骚乱出现，受害者肯定不仅仅是少数可怜虫。
  无望当上赢家之后，才可能怨恨赢家。不幸的是，赢家的规则就是全体赌徒曾经甘愿服从的规则。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
  制度易改而人性难移。正是受制于人性这一弱点，社会改造才总是特别困难：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改造者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赢家）的反对，还经常面对潜在受害者（输家）的心理抵抗。历史上一个个危险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通常就是在赢家和输家身份不太分明的情况下，由大多数人共同协力推动而成——可惜很多历史描述都忽略了这一点。只有当失控的历史之轮一路疯狂旋转下去，离心力所致，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到局外的清醒中来。但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有些晚了。即便历史流向还可以向合理的方位调整，即便人们又一次学会了抗议、揭发、反思、抹鼻涕、比伤疤、高论盈庭、大彻大悟，但苦酒已经酿就，过去的代价已不可追回。有什么办法呢？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吗？是的，但这里是指觉悟了的人民。从人民的未觉悟到已觉悟，往往有漫长时光，有一个受害面逐渐扩大的过程。在这种变化到来之前，人民——至少是人民中的多数——也常常充当自掘陷阱的帮凶，使有识之士非常为难。因为能够“学而知之”（孔子语）的毕竟不多，“困而知之”（孔子语）的才是多数。正因为如此，忠告的效果往往有限，忠告无法代替聆听者的切肤之痛，常常要倚重于忠告者最不愿意发生的灾难，才能激发出人民的觉悟和行动。
  请注意：这些灾难，这些反复上演的历史悲剧，总是在人们得意洋洋自我机会高估的时候悄悄逼近。
  1998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