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常听到“做学问”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这个词有点像时下另一个很时髦的舶来词：“做爱”或者“造爱”——似乎爱是做（make）出来的，只是一种技术和手段，可以在实用手册中被设计被规定被训练指导。只要操作得法，人们都可以做出仿纯真或仿潇洒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语自有所长，但偏爱人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滥，“做友谊”、“做快乐”、“做钱”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
  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牛车奔波列国不可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泥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问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圆通、不够机灵的感觉。
  三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汉语词“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前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入险恶，逼入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或“通才”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拉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工业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垄断，消除了以往的知识短缺，却大规模普及和加剧了文科的无根状态——这表现在爆炸似的资讯增量中，一个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识的实践品质，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相对来说十分困难。这倒不是说知识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动，只是说资讯爆炸，对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个脑袋都塞满异己经验，肩上差不多长着别人的脑袋，或长着一个潮流文化的公共脑袋。
  作为人性的载体，作为价值观的沉积和凝固，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如果学人们不能用生命将其一一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论正在变成唯文本论。这种现代流行哲学消解自然，颠覆真实，宣布“能指”后面没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实，一句话：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无处可寻。美国“新批评”及其各种学术盟友提倡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决于修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至于文本与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既没有必要研究，也没有可能研究。
  这种哲学对传统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灭杀功能，暂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们不妨瞥一眼这种理论的特定背景。它发动于工业时代，生成于欧美都市的学院氛围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适得其所——这种哲学的产地确实盛产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产词语的操作，观念的游戏，结构的单性繁殖，逻辑的自我复写，还有总显得头重脚轻的各色文化精英。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阐释战争，没有亲历苦恋的人咏叹苦恋，没有亲历英雄业绩的人在大写特写英雄……美国一些大学喜欢办写作训练班，就是在鼓励学院才子们做这种技术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再来自生活，不再来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实际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动力和素材。从书本中产生书本，从书本所产生的书本中产生书本。他们是一千部哲学孕育出来的哲学家，是几千部电影浸泡出来的电影家。技术化成了常见的归属，血管里更多地淌流着油墨和激光盘的气息。积重深厚的文化外壳里日渐空心。
  这就是“主体的丧失”吗？就是消解派哲学家们所预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场”吗？
  这是唯文本论的胜利——一个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确实如期而至，有目共睹，总算结束了关于人的浪漫神话，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个重要剖面。这当然也是唯文本论的失败——它成了文本高产区“自然”而“真实”的产物，明白无误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实，与文本动物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不无密切相关。它是一种都市生活须知，是一种学院症及其学院症抗体。它与现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现代人经验的确认，因此不仅仅是文本。它的正确性最终喜剧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现实世界里显影——只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人味，更准确地说，没有多少人的实践。
  七
  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工业，但有些辞典对工业的解释并不怎么准确，不怎么完整。工业的要义也许不在于规模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万里长城不是工业），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劳动方式（石匠和炼丹术不是工业），更不仅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厨子没有工业家的感觉）。
  突破人类演变的临界点——工业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狩猎，种植，牧养，手工业，工业以前的种种生产，只不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低度导控。这种导控多少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比如把羊关进圈牢，把木头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触及自然的本质。世界仍是以自然为本的。工业则不是这样。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衡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入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旧梦。
  工业放大了人的力量，不过，“工业化”是一个必须慎用的危险用语。工业不能完全取代农业，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鲜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等等，隐藏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而工业则意味着制造、效率、实用、标准化、集团行动以及统一体市场，一句话，工业鼓励着事物的非自然化。
  对于自然来说，非自然化与自然构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对抗性张力。但这不意味着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业，甚至让工业原则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国有一批机器狂，预言电脑将胜任写诗歌和小说的职能。有人曾给枪匪设定程序，给警察设定程序，给狗、女人、狂风暴雨设定程序，一键启动，一篇侦探小说差不多就在电脑里哗哗哗自动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粗坯。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由被小说家们怀疑和轻蔑。事实上，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其编造功夫不见得比电脑更强。在他们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文章既有了定法，编成技术手册或电脑程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进一步说，文化的技术化早已开始，比如化妆品是技术的美色，公关术是技术的亲情，世界语是技术的新语言，跨国集团是技术的新国家。肥皂剧、通俗歌带、袋装人生指南、政治宣传套话、微缩景观公园、心理速成训练班等等，这些个性含量越来越少的仿制和组装，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来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为精密和奇妙的软件，电脑就一定能在将来承担更复杂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无情赶入失业的人群。
  八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识形态统制的天敌。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如果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眼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利润，绝不焦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绝的民族团结仇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己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能兼容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无数，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均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以“想法”牟利。因此，他们的反叛只是偶尔使用的策略，“策略”成为他们最合意的用词。他们热心结伙，勉力造势，乐于在组织和潮流中放弃个人风格。他们“炒作”的标新立异，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才子版，甚至与官僚版同出一炉。他们即便披挂着先锋表情，那也是市场竞争的一时需要，竞争者都有一颗火热的通俗心。
  恶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货柜上光彩耀目。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越来越远离人。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运动出来捍卫人道与人权。
  九
  在电子传媒诞生以前，同样也有劣质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阁体。那时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坛里的多数，只是被时间淘汰，大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电子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人们无须夸大现实的灾情过于忧心忡忡。
  不同点在于，工业化以前的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质朴少文，无缘文墨，经常被拒于文人圈之外，连看一场戏也如同稀罕的节日，很难有文化虚肿或者撑死胀死。因此，他们亲历多于虚言，实践多于理论，生命本原多于文化规限。他们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谚、民风、民俗，给人一种精神野生物保留区的景象。
  不难看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化时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蕴，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环境里长出来的，追随着报纸和电视广播的时尚，是潮流、组织、技术力量的外来强加，一招一式一娇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见文饰造作和跟风多变的特点。尽管如此，随着电子传媒的发达，民间文化正在受到这种市民文化强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挤，正在成为珍稀物种，需要人类学家和博物部门的保护。
  电子传媒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主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容量十分巨大，拼命向创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够（也许有个恒量）就只好掺水假冒。它的产量也太高，所造成的文化过剩超过了社会正常需求（也许这里又有个恒量），形成了对人心高强度干预，形成一种压迫。如果人们缺乏相应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净的有效机制，人与文的良性互动结构就可能破坏，类似于其他事物失去了阴阳平衡、正负平衡或ph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关于非洲饥民的杰出电视片，最初还可能使观众震惊，但日复一日地播放大同小异地重复以后，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熟视无睹中麻木不仁，兴味索然，同情心逐渐泯灭。揭示就是这样最终导致了遮蔽。波黑战乱，“文革”暴行，红军长征，地震和“挑战者”号爆炸，都成了一些电视事件，一些同肥皂剧混同一片的视听消费，最终让观众一边打哈欠一边乜斜着眼睛漠视。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也很容易感到无力。他现在不是面对一个村庄或一个公国，即使遇到对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现在凭借一方荧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无限广大和纷纭的现实，面对着一个个他很难阻挡和动摇分毫的潮流。电视看多了，人的个性空间相对缩小。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现实做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荧屏。
  最后，乏味之后，无力之后，人们还可能接受电子传媒对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很快成为大众习语。一部《爱你没商量》，使“没商量”也在几周之内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人们就是这样交出了自己的语言。在美国片《浮华世家》之后，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装、发型乃至发色，一切都照剧中主人公的做派重新开始。人们还经常轻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比方爱上美国体制），艺术趣味（比方爱上流行歌星），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学校里，当同性恋成为影视热门题材之后，当某个明星的同性恋经历被电视炒开之后，曾经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生在调查中振振有词拍胸脯，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但生理学的研究和统计证明，这个比例一般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里，同性恋已经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响和强制的结果。
  十
  有些人曾经抱怨，当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来写作，只用手来写作。现在请想一想：如果让那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来写作，即便他们全是用想法来表现活法，他们能写出怎样的真实？如果他们的同性恋确有其事，这样的真实算不算真实？
  技术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土豆和新烟草。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生命的基因密码。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
  同样道理，当电子传媒塑造出人们新的同性恋、新的痛苦和欢愉、新的斗殴和漂泊、新的经历和立场，到了那时候，你能说这些不是人生的真实？
  仿生人，工业的某种最高级作品，工业逻辑的必然指向和最终梦想——几乎同真人一模一样，大脑同样发达，甚至也有情感，只是不再来自母胎，不再来自血肉和情爱，不再有人的全部丰富性——他们（它们？）是可以成批成套产出的制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三年，《纽约时报》轰动性地报道美国两个科学家，j·霍尔和r·斯蒂尔曼在实验室里利用胚胎细胞分离，成功地复制出了四十八个新的人类胚胎，其中有两个居然成功地活了几天。高科技的新人种正在叩响历史的大门，教廷，政府，伦理学教授，贫民区的母亲，都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们还未意识到，仿生人的诞生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进行。比如那些政治专制和商业专制的语言暴力，正在谋杀人心，正在批量生产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对一切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缺肝缺肺的物质化存在，其人生永远只有权势和时尚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脸上，不是分明呈现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不断变化演进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鸟的锐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对地震的预感能力，当然也可能有乱伦的无知和胡来。文化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也失去了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人性表现——说这是进入了本能和遗传的文化积层，没有什么不对。
  人们还会往前走，凭借文化的创造走向深不可测的未来。但无论怎么变，人永远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或说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没有重力的跳高毫无意义。自然是文化永随其后的昨天，永贯其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一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味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开始，到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后可能丧失人的基本技能，丧失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什么事也不会做。知识寡头批发一块芯片，就可以规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这个时候，新的上智与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势必成为普遍话题和公共逻辑——电脑将为新一代集权专制主义提供强大技术基础。
  这还只是可能的险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j·凯因斯一眼看破技术崇拜的狰狞。他较为乐观地预测孙子一代的情况，说那时候人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凯因斯预告了一个阴暗的百年。
  从那时起，人类一次次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苏醒人性的理想，绿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扬起救亡征帆。绿色和平思潮不仅仅是环保运动或反核运动，以六十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为标志，正发育成一套完整的并且是实践的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哲学，对生命的恶质化全面阻击。它直指人心，从根本上反对侵夺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态度，力图重构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能增强人的技能和尊严，另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器，而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它并不反对技术，只是要呼吁人比商品高贵，比效率和利润更重要，因此每一项技术都应成为非暴力的技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也就是达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术。它的乌托邦品格使它成为弱者，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永远强大，一次次优美地复活并且指示人们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洁净、清澄和圆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乌克兰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长江和黄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态，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态。也许，比拯救一只麻雀和几棵树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们投入精神的自救——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生力，不断获取营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这是一个想法，也是一种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经嘲笑中国的用语，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的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也曾被我赞同。但细细一想，真正燃烧着情感和价值终决的想法，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大脑之外的更多体征，关涉到整个生命。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庸常时代，人类精神等待一次新的圣诞，一次血泪中新的太阳东升——这样的日子正在潜入每一个平常日子。它显然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或很多个聪明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等待一代或几代优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万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组成抵抗和创造。
  真理的周围没有掌声、喝彩和赏金，而且总被这些东西热乎乎地养育成虚伪。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凉，勇敢进入者全凭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技能。
  不科学也罢，不能与其他语言沟通也罢，我现在更愿意使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词——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动心的回忆和向往。
  1994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