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里不但补上了缺，还升任永定河北岸同知，成了正儿八经的正五品朝廷命官，当年不愿意出远门而没一起去京城的余青槐真有些羡慕。
  在老家过得是悠闲，可悠闲的同时又有些寂寞。
  正静极思动，任钰儿托人从上海捎来封信，想请他和顾院长安排几个团勇，送余三姑母子去上海跟她团聚，甚至托人捎回五十块银元作路费。
  顾院长去问了下余三姑，余三姑果然不放心任钰儿一个人在上海，并且想着孩子已经快三岁了，在镇上的明道书院念书将来不会有大出息，早就想带孩子去找任钰儿。
  余青槐就这么雇了条船，叫上六个老实可靠的青壮，亲自护送余三姑母子来上海。
  照着信中的地址找着任钰儿，竟发现任钰儿不是住在县城，而是住在英吉利租界一栋新盖的小洋楼里。
  院子不大，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园。
  院墙很高，外头的人想爬进来没那么容易，
  洋楼上下三层，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和下人住的屋子；二楼有一个小客厅、一个书房和两间卧室，三楼全是客房。洋楼后面也有一个小花园，还开了一个后门。所有家具和摆设全是西洋式样，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余青槐坐在客厅里喝了一会儿茶，等任钰儿帮余三姑和任雅恩的遗腹子任承志安顿好走下楼，才微笑着问：“钰儿，你怎么住洋人的租界，怎么不住城里？”
  任钰儿微微一蹲道了个万福，一边招呼余青槐用点心，一边笑盈盈地说：“余老爷有所不知，上海县城虽收复了，但也几乎被战火摧毁了。要不是巡抚大人走前授意上海道蓝蔚雯蓝大人和年前到任的上海正堂黄芳黄老爷，以‘通匪’为由威逼‘船王’郁泰峰捐了二十万两银子，被战火毁坏的城墙、道署、县衙和学宫（文庙）恐怕都没钱修。”
  “城里没法儿住人？”
  “也不是没法儿住，而是住租界方便些。”
  “方便？”余青槐不解地问。
  任钰儿对余青槐和顾院长这两年帮着照应余三姑和弟弟余承志打心眼儿里感激，微笑着解释道：“余老爷，您过来时可能没注意瞧，门口那个宅院便是我四哥在上海为官时出资修建的四川会馆，他现在回四川老家丁忧了，就算没回四川老家也照应不到会馆，所以我住这儿能帮他照应着点，帮他守好在上海的产业。”
  余青槐反应过来，想想又问道：“那这座洋楼呢？这座洋楼是谁家的产业？”
  任钰儿不无得意地说：“也是我四哥的，不过是我年前刚帮他置的。”
  余青槐追问道：“这座洋楼值不少银子吧，你哪来这么多钱的？”
  这栋洋楼原本是一个洋商的，不但吴健彰出了钱，连“船王”郁泰峰为了脱罪也出了四千银元，此外上海县丞周兴远也出了一千两，任钰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余青槐解释，带着几分尴尬地说：“这事一时半会也说不清，余老爷，房间帮您收拾好了，您就住二楼。您带来的那几个兄弟也安排好了，让他们住对门会馆。估摸着苏觉明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让他陪您吃酒，给您接风洗尘。”
  余青槐意识到这栋洋楼十有八九是别人送的，立马换了个话题：“觉明还好吧，差事办得顺不顺？”
  “他挺好的，至于差事……他这个江海关帮办委员做得有些名不副其实，几乎不用去衙门点卯，就算去了也不好插手关务。”
  “此话怎讲？”
  “这事说来也话长，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刚开始犯上作乱那会儿，洋商就不给江海关交税了。后来英吉利、法兰西和美利坚三国领事甚至设了个关税管理委员会，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代征关税。”
  任钰儿顿了顿，接着道：“再后来美利坚新任公使麦莲到任，借要求朝廷修约之机，同法兰西领事阿礼国、马辉等人，要求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撤销各地关卡和厘卡。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正为军费拮据发愁，正有赖于关税，并且这也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只好让上海道蓝大人和吴健彰在昆山跟三国领事谈。谈到最后订立了一个共有九项条款的协定，让英、法、美三国接着代征。”
  “让洋人代征关税，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可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也没别的办法，何况让洋人代征有让洋人代征的好处。”
  “什么好处？”
  任钰儿无奈地说：“据我所知，以前课多少关税就是一笔糊涂账，给朝廷上缴多少关税，看兼任江海关监督的道台大人心情。要是心情好，就多上缴一点。要是心情不好就少，有几年甚至一两关税也没上缴，居然还留下十几万两亏空。
  洋人代征就不一样了，自咸丰三年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犯上作乱占据上海，到去年克复，洋人把持的税务司竟帮着代征了七十多万两，并且一笔一笔有账可查。朝廷急着用银子，干脆就这么让洋人接着代征。”
  想到千里为官只为财，那些个税官才不会跟洋人这般“清廉”，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说：“居然有这样的事，想想真荒唐。”
  “荒唐的事多着呢，您在这儿住几天就习惯了。”
  “那你孤身在这儿以何为生计？”
  “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时间客房，还有十几个铺面，光房钱和租金就够我生活了。”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帮着“厚谊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谊堂”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要是打探到十万火急的军情，额外还有赏。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问：“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叫个醉生梦死。”
  余青槐半开玩笑地说：“早晓得连他都能混着一官半职，那会儿我真应该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韩老爷。”
  “余老爷真会说话。”
  “不开玩笑了，钰儿，你刚才说得那个‘船王’，究竟有没有通匪？”
  “这话怎么说呢，刘丽川等乱党占着县城时，以他家在城里的产业要挟，而他又不忍看着城里的百姓活活饿死，确实往城里偷运了点粮。不过后来那二十万两他也没白捐，朝廷不但赏他二品顶带，还赏了他个盐运使衔。他就这么摇身一变为红顶商人，家里多了两块‘回避’、‘肃静’的牌子，据说每次出门时便让家人扛着牌子在前头吆喝开道，他坐在轿子里好不威风。”
  任钰儿笑了笑，又说道：“此外，皇上还恩准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学政所奏，给上海县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额，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武童各十名，拢共总新增三十九名，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称赞，谁也不敢再说他的不是。”
  “说来说去不管犯多大的事，最后是钱犯法！”
  “您说得是，现而今只要有钱，还真没办不成的事。”
  任钰儿起身走到书柜前，取来两块银元，轻轻放到余青槐面前：“余老爷，您瞧瞧，这便是郁泰峰刚联合本地的几个商人，经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首肯，用洋人的机器铸造的银元，这枚是一两的，这枚是半两的。”
  看着一面铸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足纹银饼”，另一面铸有“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的银元，余青槐感叹道：“要是换作别人，私铸银钱那是要掉脑袋的！”
  “他这不算私铸，”任钰儿笑了笑，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我看他这买卖也做不久，铸造得太粗糙，很容易被人仿铸，一旦被人仿铸，仿铸的时候再掺点假，到时候就没人敢收敢用他的银元了。”
  “这倒是。”
  正说着，苏觉明火急火燎地赶来了。
  任钰儿已经让老妈子在张罗酒席，觉得一介女流跟两个大男人吃酒不合适，干脆致歉回到楼上，逗了一会儿弟弟，然后关起门跟余三姑说起悄悄话。
  “钰儿，你老大不小了，也该为自个儿想想！”余三姑从包裹里翻出任钰儿上次托人捎回去的照片，愁眉苦脸地说：“这张洋人帮着拍的照片，我都不敢给别人看。要是传出去，指不定会被人说成什么样。”
  任钰儿很清楚余三姑经历过那么多事之后嘴严得很，接过照片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是不去洋人办的女塾念书，不跟洋人交朋友，怎么帮四哥办差，又怎么报答四哥对我任家的大恩。“
  “听余老爷说韩老爷已经回了四川老家，他都已经不做官，你还要帮他办什么差？”
  “四哥是回乡丁忧的。”
  “这就是了，韩老爷要是晓得你一个女子还在帮他抛头露面，一定不会高兴的。”
  “三姑，有些事你不懂。”
  余三姑是真为任钰儿的终身大事着急，不想看着她这般自暴自弃，急切地问：“我怎么就不懂了？”
  任钰儿笑看着她，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四哥回乡丁忧了，上海这边的差事才更要帮着他办。俗话说人走茶凉，四哥以前简在帝心、圣眷恩隆，不等于以后还是。我在这边帮他办点差，只要把差事办好了，京城的那些王公大臣也就不会忘了他，等他守完制回到京城，自然就能跟之前一样被委以重任。”
  “你在这儿办的差事，京里的王公大臣都晓得？”
  “应该会晓得的。”
  “可你自个儿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的终身大事啊！”余三姑紧握着她的手，用哀求般地语气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再不嫁，再拖下去，真找不着好人家了！”
  任钰儿不是没想过，而是真不想嫁。
  别看苏觉明做了那么久韩秀峰的长随，可是在上海，无论上海道还是上海知县，甚至连已革上海道吴健彰都瞧不起他。而她任钰儿就不一样了，个个晓得她是韩秀峰的义妹，连新任苏州知府薛焕上次带着家眷来上海时都请她去吃酒。
  “厚谊堂”那边虽没明说，但已经默认她才是上海分号的掌柜！苏觉明以前是跑腿打杂的，现而今依然是。
  任钰儿很想以此报答韩秀峰对任家的大恩，更喜欢做这栋洋楼和对门四川会馆主人，以及做“厚谊堂”上海分号掌柜的感觉，真舍不得放下这一切，面对余三姑催婚，只能轻描淡写地说：“姻缘姻缘，得看缘分，缘分没到你让我嫁谁？”
  “可是……”
  “别可是了，到了这儿一切听我的。”任钰儿不想再谈婚姻大事，随即话锋一转：“租界离县城有点远，我打算过几天差人去城里聘请一位先生，办个家塾，教承志念书。”
  “干嘛花这个冤枉钱，你不就能教吗？”
  “我一样得念书，还得帮四哥办差，我哪有时间。”任钰儿笑了笑，接着道：“再就是你总是操心我的终身大事，不能不为自个儿着想。我现在能养活自己，能照应承志。你要是遇着合适的就改嫁，你已经为我任家做了那么多，我爹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不会怪你的，我和承志不但不会怪你，我们姐弟感激你还来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