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二月，天下各国都忙着处理内政，对于征伐都不太热衷，难得出现一片和谐的场面。
  岭南，借由州县合并，开始重新对岭南数十州进行人口清查，以及土地丈量，装了几年的李嘉，终于开始对地方开始下手。
  而这口子，第一个就开在了建武镇，皇帝自己的老家。
  皇帝亲自命令下，邕州李氏直接交代出了一千多户隐户，以及两千典故，土地则有三百多顷，按照纳税额标准，一次性就得缴纳三千多石的粮食，光是李氏，就能让邕州财政富裕一阵子。
  有的皇帝带头，自然无人敢放肆，再加上建武镇是李嘉的大本营，自然了解一清二楚，那些大户豪强一个个都被点了名，转运使司衙门与射声司一起上门，谁受得了？
  由此，光是建武镇，检地而出约百万亩，新增户籍（指隐户）约两万户，预计每年赋税新增十余万石，建武镇成为承天府外，第二大纳税户。
  为此，李嘉按照规矩，新设岭西，以邕州为首府，辖邕、桂、容三管，西北十数州，基本上以唐时的岭西节度使、邕管经略使的地盘，与现代广西相差不离。
  而既然有了广西，广东自然也就不远了。
  于是，李嘉又设岭东府，除了承天府外，以夺于湖南的贺州、连州，以及封州以西，数十州为一府，府治设在广州，毕竟是京畿之地，需要严加管控，如河北于北京，既不能革新，也不能太传统，拱卫京师为要。
  说实话，新设的两府，基本上是以现代的为基本盘，地方虽然大，但人口却很少。
  以南平为核心的荆南府，人口就达到了七八十万。
  如果按照合并州县后的估计，岭西岭东两府，各有十数州，去处承天府的三十多万人，每府的人口至多与荆南府差不多，岭南之地，新增人口能多个二三十万。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春耕时分，耽搁不得，所以必然要出动，走出家门，隐藏不得，不然荒了半年，就得饿肚子，借着天时与朝廷的压力，虽然人口编户困难重重，土地丈量艰难险阻，但依旧缓缓地开始进行。
  百姓们有的忙，朝廷也有的忙，但李嘉却不得闲，他准备完成多年的夙愿，开始修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要想富，先修路，在和平时期，的确有道理，但战略上，却是极为重要的。
  一般在王朝末期，承平日久，兵卒战斗力自然衰落，但再怎么衰落，也比普通百姓强，所以一开始的起义部队，是对付不了官兵的，毕竟是物资规模都比不过。
  后来之所以壮大，则是清剿不利，逐渐坐大，明末就是如此，没钱维持驿道，自然道路废驰，行军困难，往往还没到，人家就转移了。
  比如，邕州与广州相距上千里，若是出现乱匪，如李嘉起事时调虎离山，地方兵弱，只能出动中央，往往却难以及时赶到，于是只能加强地方，但又会导致地方坐乱。
  所以，从秦朝开始，每个新建的王朝都是大规模的修路，重视驿道系统，这是朝廷的血管，只有崇祯没钱，才敢裁撤，一般的朝廷也只是废驰罢了。
  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范阳至长安相隔三千里，6天后叛乱的情报即传至长安，可见驿站传送速度之快。
  扯远了，回归正题。
  在古代，修路一般是夯土，把土砸实，亦或者用熟土，像秦始皇兵马俑那，都是把土用火炒一遍，这样不会有虫或草，保证了土的质量。
  当然，若是在重要的道路，比如御道，则是青砖而垒，格外的重视。
  但这些姑且不说人力，但成本都比较高，而且如夯土、熟土等，又容易损坏，修理也难，当然，只要不计成本，如秦驰道一般，上百年都难坏。
  但，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在汉代，就有像现在的地板砖一样的地砖，也是用黄土烧制，很硬，古代没有什么重型车辆，完全能满足日常使用。
  而且修筑成本、维修成本都比较便宜，缺一角就补一块砖，下雨也不容易泥泞，起风也没有风沙。
  关键是动用的人力物力少，烧砖只需几百人，格外的方便，不需要挖山取石什么的。
  因此，总结一番后，李嘉决定以砖路为要，开始大规模的烧砖铺路。
  以砖铺路，再添上细沙和石子，可不就完美了那？
  计划中，有府道与县道之分。
  从邕州至广州，从广州至长沙，一横一纵，跨府道路，称之为府道。
  而州县相通，又称之为县道，标准自然大为不同。
  府道是大动脉，要求高，标准基本是宽十丈（三十米），两边种树，修有明渠，路上每隔一里埋一块石碑，标明所处位置，每隔三十里，设驿站，每个一百五十里，设大驿站。
  县道自然不需要那么宽大，三丈就够了，驿站也是如此设置。
  驿站主要是供公务人员出差时投宿用，不接待一般百姓，也兼顾了兵站、仓库、物流、邮递的任务，分别有不同部门负责，还暗藏了监督各地的情报人员。
  当然，为了便利百姓，每个驿站邻近的土地，交给商人开铺子，或者旅店，或者酒肆，哪怕经营皮肉生意，只要付租税了，都可以经营，其钱财用来维持驿站自身的日常，维护道路。
  为了避免驿站招劳过度，或者官吏勒索过分，所以李嘉又规定，只有五品一下的官吏，有公务在身的官吏，才可以报销费用，其他的探亲、归乡，以及其他目的者，不能居住在驿站，只能去旅店。
  唐代驿站的最高直属管理机关为六部之一的兵部，并设有“兵部驾部郎”专司全国驿站之管理。根据《唐六典》卷五载：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
  对此，李嘉不敢苟同，官僚主义对于驿站的侵蚀，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而然，浪费消耗颇多。
  皇帝一改唐法，直接让少府监管辖驿站，以货殖之法，让驿站保持独立性，长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