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一直等待，终于被他等来了机会！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驾崩，年幼的朱翊钧继位，是为明神宗。
  为什么皇帝一死，张居正的机会就出来了？
  因为皇帝一死，权力落在了陈皇后和司礼太监冯宝的手中！
  高拱之所以能专权，能呼风唤雨，不在于他是首辅，而在于皇帝对他的信任！
  没有皇帝的信任，别说首辅，就是首富，被皇后一句话，司礼太监的一支笔，就可以废了他！
  张居正的智慧，正在于他掌握的形势，知道权力的旁落，而陈皇后和高拱本身就不和的；至于冯宝，早就被张居正收买，所以，这时候，就是搞倒高拱的最佳时机！
  张居正指使司礼太监冯保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
  这话很狠毒，治天下，不过是高拱想专权；而做人主，则是高拱目中无皇帝，想造反了！
  张居正又宣称高拱想谋拥立藩王！
  这样一来，朱翊钧的帝位受到严重的威胁，皇贵妃和陈皇后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她们大惊，忙联合张居正，一定要搞倒高拱！
  高拱对于形势的变法，一点都没掌握到，以为皇帝临死前，对他的托孤，抓住他的手说：“天下累先生！”
  他就以为，权力都在他的手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六月十六日的早朝！
  高拱以为，他将成为托孤大臣，辅佐年幼的新皇帝；
  张居正他们紧张着，不知道能不能搞倒高拱，能不能胜利！
  到了六月十六日的早朝时间，内阁、五府、六部官员都到齐了！
  大伙等着恭贺新君！
  哪里知道，大伙到了会极门，太监王榛捧出圣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听旨后，顿时“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
  搞倒不可一世的高拱，原来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在高拱后面的张居正，赶紧将高拱扶起。
  高拱被撤职后，张居正成为了内阁首辅。
  冯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想要置高拱于死地。
  幸好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还有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
  高拱这才得免于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
  然而，纸终究保不住火的，高拱后来还是知道了搞他的人，正是张居正！
  他临终前，写了《病榻遗言》四卷，记述了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七月二日，高拱在新郑家中去世。
  第二年，皇帝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
  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此书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
  高拱，算是恢复了名誉。
  他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执于权力，做了许多过份的事，但是，击败蒙古，与蒙古互市，是他的功劳。
  功比过大，所以，高拱还算是合格的大臣。
  不过，和张居正没得比，因为，张居正不是合格的大臣那么简单，他是古往今来，了不起的名臣。
  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后，开始实行他的政治抱负，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执行政策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第二个政策就是在地方官征赋上，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
  这个政策实行的当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
  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
  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