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选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基础制度、国之大典，并不只是因为通过典选制度能够源源不断的选拔吸纳人才投入到国家的管理中来，典选制度本身就是笼络统合社会各个阶层人才的不二法门。
  像是直接促使大唐走向最终衰败灭亡的黄巢，就是典选所没能统合到的人物。尽管大唐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封建社会资源高度集中、阶级完全固化的死循环，但谁跳起来踹上最后一脚，也能给后继的统治者们带来足够的警醒，从而在制度中进行修补。
  开设武举是李潼一直都有的一个想法，虽然武举相对于科举来说，所带来的制度回报要低上许多，但对于国家源源不断的吸纳军事人才还是有着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
  任何一个政权当中，军队都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也获得了历代统治者们最大的关注。但相对于其他的普通社会群体，军队自成一套体系，有着更强的封闭性，所以军队中的阶级固化进程，又要远比社会其他群体更迅速得多。
  自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最终大成于初唐时期。但府兵的全盛时期，维持的时间实在不长，到了高宗时期基本上就已经崩溃了。
  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军人本就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府兵的生活环境又是一个上下等级极为明确的状态。人如果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中，为了弥补安全感的缺失，那就会热衷于对物质资源的搜索囤积。
  所以在原本的府兵体系中，中上层将领们对底层军户的盘剥是非常严重的。许多府兵名为朝廷带甲之士，实则与勋贵家奴无异，在基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自然就产生了大量的逃亡。
  李潼看过一篇贞观时期的奏章，讲的就是当时已经出现且已经越演越烈的府兵逃户问题。但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一篇奏章的主旨并不是提议如何制止这种情况，而是建议朝廷对此大可不必过分关注，任由军户逃亡。
  贞观时期，正是府兵制的全盛时期，也是大唐国力永攀新高的一个关键时期。在那样的年代下，面对国家根本力量的流失，非但不提议整顿阻止，反而建议放任不管，李潼下意识便觉得这是妖言惑众，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这一篇奏章的作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贞观时期著名的寒门名臣马周。出于对马周这个人物的重视，李潼才耐着性子将这篇奏章看下去。
  马周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是有其论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阐述府兵为什么会逃亡？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危机，所以要往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去躲避。
  军户逃亡本身便是一桩重罪，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让这些军户们感觉哪怕犯罪都要比留在军府中还要更加安全？
  这才是朝廷需要深刻考虑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单纯的用严刑峻法勒令军户继续呆在让他们倍感忧恐的环境中，恐怕会发生更大规模、更加严重的动乱。
  这个危机是什么，马周也阐述的很明白，第一是兵役过重，第二是升进无望，第三就是生产资源被掠夺占有。当下东征西战的戎旅生活已经艰难，前途又没有什么光亮，妻儿父老更无从养活，逃跑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不跑，就算不死怕也要永世为奴。
  马周之所以建议朝廷不要严管府兵逃亡，就在于这三个问题实在不好解决。首先第一点兵役过重，每一个帝王都有开疆拓土的美梦，而且当时新建立的大唐周边仍有许多强敌、不得不战，哪怕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都要亲征高句丽。
  第二点升进无望也很好理解，战争虽然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事情，但危险又远远大过了机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一战，动员极多，但真正在这当中崭露头角的寥寥无几，最知名的便是一个薛仁贵，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劳而无功。
  哪怕是眼下的王孝杰投身河北战场，虽然河北战事进展顺利且战果辉煌，但王孝杰因为不能当方面统军之用，也只是溜了一圈腿，顺便被剃了须发。
  军队中本就阶级森严，普通小卒想要通过战争获得阶级跃迁的机会，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可能实在太小了。绝大多数人终此一生，就算侥幸不战死沙场，往往到老也只是一个营卒而已，了不起混到一个伍什兵长，已经是没有特殊际遇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极限。
  至于第三点生产资源的失去，则就更加无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渐没有了实施的基础，这是整个国家大环境所决定的。当闲置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给军府的就更少，还要面对军官勋贵们的盘剥，府兵们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
  想要抑制军府中更加严重的土地兼并，就要打击元从勋贵群体。然而大唐国势刚刚走上正轨，四周仍然强敌环立，屁股都还没坐稳便要对老兄弟们下手，这也实在是太过凉薄。
  正因如此，马周才提议不要管。如果朝廷设立严刑峻法，大力打击逃户现象，这就会造成大量的军户破产，中上层将官们接着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荫庇蓄奴，从而成为一个个拥曲众多的实力军头。
  马周的这篇奏章是一个孤本存放在长安有司官库中，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前后关联的文牍已经不知所踪，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后对此是怎样一个回应和处理。但从后续关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户问题中，也能了解到当时的朝廷终究还是没有大力禁绝。
  眼下的国情较之贞观时期已经大为不同，已经不再是需要考虑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户的问题，而是彻底没有了府兵军户可管。但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困境，对于当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兵役沉重的问题，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眼下朝廷虽然务在休养，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周外敌的各种攻伐设想，等到渡过这一段休整期，势必要加大向外扩张的步伐。朝廷是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常备武力，这一点绝对不可动摇。
  眼下的他能够想到的降低个体兵役强度的方案，就是尽可能的扩大兵源。像陕西道所组织的州县团练，还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过扩大预备役员的规模，尽量保障作战人员的有序轮换。
  至于说更加普遍的义务兵制，在大唐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就算开了挂、点开科技树，基层的组织力想要建立起来，也非一蹴而就，还要防备村霸乡豪借此滋生，从而破坏原本的乡里行政结构与职能。
  军队的资源兼并，从世兵制到募兵制的过渡本身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兵员的组织与钱粮的拨付统统权归中央，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至于退役的兵员如何维持生计，这一点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间。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后，李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细管理每一桩社务的进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济互助职能保留下来之外，他还授意故衣社开展一些方技培训，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们一些经济属性更强的工艺技能，诸如养殖、纺织、造纸、陶铸、木工、制茶等等。
  如今朝廷对商贸与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视，除了国中的庞大市场之外，还有周边四夷众多市场正快速开辟中，这也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需求。
  因为担心重工伤农，所以对于民间的工艺生产力开放到哪一步，朝廷之内还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军士人员由于家庭劳动力不足，在农耕方面本就拥有着天然的劣势，专注培养他们的工艺技能，既能保障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能满足国中商贸的旺盛需求，同时还能缓解普遍的人地矛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这些相关的政策，都是需要长期的执行推广，才能获得一定的基础与成效。至于维持当下的军队规模，解决军士们前途无望、荣誉缺失的问题，武举正好可以补足这一环节。
  借着豁免开元以前军户逃亡这一时机，公布开设武举的政令，李潼内心里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将原本军籍人员保留下来。他将武举的参与条件设定为军户专属，也是增强这一群体的荣誉感，确保他们的政治权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参军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风险。本身不能从事基本的农事劳作，已经让他们各自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但若要做到普遍补偿，哪怕后世物资充盈的时代都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那么适当加强他们的上升渠道，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回报。
  所以对于武举，李潼并不打算设定太高的标准，非要选出郭子仪那种存亡续断的不世名将才肯罢休，而是类似于转业安置的一种考核，尽量将军队中的优秀人才保留在统治结构之中。
  因此在制定武举官职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边戎与宿卫之外，一些州县佐官与流外胥员也被纳入了进来。